续说假话，欺骗头山满和萱野长知二人。1941年11月16日，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杜石山致函头山满、萱野长知，转达蒋介石“意旨”云：“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港之日，宫崎（应为铃木。作者注）、今井代表板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板垣将军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命令，以接受板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为苛细，想板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两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7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20）
“宋子良”是冒牌货，自然，参与谈判的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也都是冒牌货。根据前文所引军统香港区叶遇霖致戴笠“冬电”，铃木回港后，曾与叶谈话，而据铃木给上级的电报及派遣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员的日记，铃木当时谈话对象即为“章友三”。《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对中俄政策之测定》，第33页。又，《井本日记》所记亦同，参见同上书33页。因此，“章友三”应是叶遇霖的化名。
在审查张治平时，张坚持与日方谈判中只有他本人和曾政忠二人参加。对于所谓“章友三”其人，张第一次解释为“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曾”与“章”的英文拼音本不相同，张治平等与铃木的谈判中也并未使用英文，不可能产生误会。后来则解释为“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两次说法前后明显不一，巧言支吾、企图蒙混之心清晰可见。显然，张治平可以承认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认冒充“宋子良”，因为前者无罪，而后者则关系重大，可能获罪。
张治平对军统的交代，不仅时间颠倒，语意支吾，而且真假混杂，包含着若干谎言。例如，他声称与铃木、今井是老相识，与今井且有十多年的情谊，因此，无须身份证明及委任状。其实，他和今井武夫并无深交《今井武夫*》称：“宋子良和铃木中佐的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他还当过北平的新闻记者。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却一无所知。”见该书第129页。；日方在与中方人员秘密谈判时索要身份证明也并非仅此一例。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桐工作”时，还在开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与携带有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的人会面”。《今井武夫*》，第168－169页；参见姜豪《和谈密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4－196页。张治平之所以编造与铃木、今井的“友谊”谎言，无须身份证明云云，不过说明他心中有“鬼”，力图掩盖他伪造文件，伪传蒋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三）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第332页。所谓日方同意“去汪”、“毁汪”一类的“甜言蜜语”，铃木不仅在私下对张治平讲过多次，对“章友三”也讲过。前引叶遇霖致戴笠“冬电”所汇报的铃木行程及其和近卫会见的时间、情况，和现存日文档案完全相合，可以确证“冬电”转述内容，来自铃木本人，而非张治平等编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铃木与“宋子良”会晤时，仍在向“宋”保证，回南京会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香港叶遇霖敬电》，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7日。。可见，处理汪精卫，取消汪伪组织确是铃木私下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保证。前文已经指出，铃木先后出示的板垣征四郎保证书有所不同，有一个从“汪问题”向“蒋汪合作问题”演变的过程。8月14日，铃木赴南京、东京之前，向张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过“底稿”，主题词为“汪问题”。当时，即由张抄录，交曾密存。19日，铃木卓尔到南京，与臼井大佐正式为板垣起草保证书，主题词演变为“蒋汪合作问题”。28日，铃木返港，催张治平往阅“保证书”，但铃木仅出示抄件，主题词仍为“汪问题”。张阅后即缮写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呈重庆。《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