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后来也采信了张嘉璈的解释。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写道：（本报）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本报既于上月三十日揭载于报，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王芸生不是一个屈服于压力的人。当初，他敢于冒犯新闻检查机关的“删扣”，照原文发表社评；事后，他自然也不会轻易违心地承认官方的掩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4）
更重要的证据是宋庆龄1942年1月12日写给宋子文的信件，中云：《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２３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
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南温泉及化龙桥几处均有公馆，包括夫人宋蔼龄、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等都住在重庆，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逊街有房产，因此宋蔼龄有时也住在香港。宋蔼龄有心脏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蔼龄带着孔令仪和管家赵惠芳自重庆到香港看病、治牙，适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离香港。12月9日中午12点，宋庆龄和宋蔼龄同在香港机场候机，直到10日凌晨5点才同机离港。事前，宋庆龄靠了女仆的帮助，临时抓了几件衣服，同样，宋蔼龄等也不可能携带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携带几条“洋狗”。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又和宋蔼龄等同时离开机场，暂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几条“洋狗”运回孔府，她不会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认为《大公报》“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责是一种“言语中伤”，自然有力地说明，有关报道并不可靠，半是接机者的目击，半是揣度。
关于“飞机运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员曾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孔也是同机离港者之一。据她说：“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风声鹤唳，她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关于那几条“洋狗”，孔称：“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三只狗都不是令伟的。”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虽然事隔多年，孔令仪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上述回忆和宋庆龄事后给宋子文函所述大体一致。关于“狗”的主人是“外国人”，这一回忆也和张嘉璈的更正函一致。当日，孔二小姐的角色虽是接机，但人们熟知她平时爱狗，“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自然会被误认为是从香港运狗的主人了。
以上说明，当年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新闻报道与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须高度真实，所述各事均需严谨地加以核查和考证。誉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恶，也不增不减。不能因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无根据地粉饰、溢美；也不能因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丑。多年以来，人们从某种预设立场出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资料常常未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因此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5）
【四】昆明*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