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上海、香港等地，收买无聊政客，阴谋以群众运动，损害我国家威信，动摇我抗战意志，已非一日”。电报严厉指责昆明学生，“甘为卖国反动派利用，实为民族莫大之耻辱”，要求龙云恺切晓谕，使之明了幕后阴谋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坏抗战。电报最后严厉宣称：“当地军政当局，有维持后方治安之现任，应依照野战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
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上星期反省录》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0页。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璈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参见杨永乾：《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当时的*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7）
昆明*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9日。其实，昆明*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地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