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侠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6日晚，蒋介石决定命陈仪辞职。17日，陈仪致电蒋介石请辞。18日，蒋介石复电同意，但要陈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主持善后，勉为其难。22日，蒋介石召见陈仪。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任命法学家、外交家出身的文官魏道明为台湾省主席。当日，蒋介石并立即与魏商议台湾省政府的组织与人选。《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22日。魏道明到任后，即要求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敬让，彼此扶持”，“和协共处”，宣布解除*，结束清乡，停止对新闻、图书、邮电的检查。魏道明：《在台湾各界庆祝省政府成立大会致词》，薛月顺编：《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三）》，〔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492…495页。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化解矛盾，如启用台籍精英，提倡“经济自由”政策，重申中央“宽大意旨”，禁止乱杀滥捕等。蒋渭川、林日高等一批与事件有关的台籍精英被准予“自新”，大量在押人员被释放。根据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统计，至当年10月15日为止，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人犯约1800人，其中，以内乱罪论处或起诉者46人，被处死刑者5人，而核准自新者为3905人。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怀柔”政策的继续。
“怀柔”一词始见于《诗经？周颂？时迈》，它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意味着不用暴力，而用柔软的方法笼络和感化，解决两种对抗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或恶性的破坏。面对复杂的二二八事件，面对长期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光复不久的台湾，蒋介石决定以“怀柔”作为主要的处理方针是正确的。
【四】派兵始末及其评议
3月5日，南京方面收到的宪兵四团团长张慕陶的报告，内称：“暴民要求不准军队调动，不准军队带枪”，“在各处劫夺仓库枪械及缴收军警武器，总数在四千支以上”；“台中宪兵被缴械，官兵被囚禁”，“其性质已演变为叛国夺取政权之阶段”。《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67页。当日，陈诚报请蒋介石同意，派刘雨卿率21师师部及146团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命宪兵第四团之第三营自福州开赴台湾归制。同日，蒋介石电告陈仪，“已派步兵一团，宪兵一营，限于本月7日由沪启运”。《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0页。3月6日，陈仪致函蒋介石，声称事变“决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要求迅速派遣纪律严明、武器精良的得力军队两师来台，派大员主持。函称：“关于政治，可让台胞参加；关于军事，既有实力，可以对付奸党及希望独立等叛国运动。”函件强调事件原因复杂：一是1946年从海南岛回台的侨民中有少数“奸党分子”，他们的目的在于“找寻机会，夺取武器，破坏秩序，造成恐怖局面”。二是留用日人中，有人企图“乘机扰乱”。三是日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及流氓怀抱“*，国际共管”的谬想，传单中竟有“*，打死中国人”的词句。四是一般民众，缺乏国家意识。函件最后称：“为保持台湾，使其为*的台湾计，必须派得力军队来台。如派大员，亦须俟军队到台以后，否则亦恐难生效力。”《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1…80页。3月7日，陈仪得悉蒋仅派一团兵力，认为“不敷戡乱之用”。他在致蒋电中声称：“奸匪到处搜缴武装及交通工具，少数日本御用绅士，利用机会煽动，并集合退伍军人反对政府，公然发表叛乱言辞。”他要求除21师全部开台外，再加开一师，至少一旅，并派汤恩伯指挥。《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2页。同日，蒋介石决定增派军舰一艘赴基隆，归陈仪指挥。《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8…99页。8日，蒋介石致电陈仪，告以“已派海军两艘来基隆”，“廿一师第二团约定明九日由沪出发”。《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05…106页。在事件中，南京国民政府合计共出动21师全部5个团、宪兵营5个、特务营1个。《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40页。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10）
蒋介石是派出军队的决定者。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曾有人反对派兵，例如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曾于3月5日上书蒋介石，认为，事件发生在于“省署施政有失民心，积怨所致”，“各地秩序已渐恢复”，“外传托治及独立，并非事实”。因此，他只要求蒋介石督促陈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