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用来压制对岸的华中大队，根本来不及回身。山上守介指挥最后留在南岸的两个步兵中队回身就地反击。为数甚多的九六式轻机枪被搬后方对新四军的战士进行连贯射击。
新四军的几挺机枪可经不起这么消耗。机枪手们只能打几个长点射就挪个地方。穿着打了参差补丁军装的新四军小号手脸憋得通红，鼓着腮帮子吹响嘹亮的军号。掌旗手也随着人潮奔跑，人海中，那面唯一没打补丁的红布即使被洗得泛白，却依然鲜艳动人。突然数发机枪子弹从侧翼穿来，洞穿了他的左腹。开始他还跑了几步。但终于跑不动了。他凭借着唯一的意识将红旗深深插入祖国的土中，用自己的身躯支撑着。他就这样去了，身体开始僵硬。但红旗不倒！
任江观察到鬼子的后面发生未知状况，居然朝正面压制射击了。战机稍纵即逝。他果断的大声喊道：“一二连掩护，三连的机枪火力全部进行冲锋射击。狙击排两翼包抄。三连的弟兄们，跟我一起冲啊。”
原本被鬼子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的三连战士，听到任江清澈的命令，全体提枪从地上跃起。 六人一组，跑动一会就卧倒来几个长点射。而后又爬起继续冲锋。一组掩护一组。每一组中三人掩护三人。一连和二连的步枪走几步就停下进行排射。后面的一排人马上就替换上来。
鬼子的三个步兵中队刚在火力掩护下抢滩成功。只能做半环状趴倒抵抗。
作为这场战斗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已经死去的二战老兵北原修治在他回国退休后写的回忆录上有这以下记述：
“1938年初春。我已经是65联队山上大队的一个中尉了。我们大队奉命追上了一支孤立的中国游击队。不到一小时，便在我们三个中队顺利渡河后陷入被围歼的境地。结果从后方出现了另一支中国军队。我并不清楚身后的状况，但事实上我们失去了后方一个重机枪中队的火力掩护。正面的中国游击队开始进行反抢滩冲锋。他们的编制到现在为止仍让人很疑惑。三个类似中队编制的连队其中两个居然全都使步枪，而中间突击是全部用机枪和手枪组成的连队。我指挥三个轻机枪编组和两个班的步兵在左侧防守。那时想到，只要坚持到增援赶到或是南岸的部队消灭掉冒出来的中国游击队。我方肯定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可对方没有让我们这么想下去。从在中国的上海开始作战起，我们的部队虽然遇到几个中国政府军的精锐师，但在战斗精神上和意志上，他们始终不算是出色的军队。这次遇到的中国游击队有些反常。开始时他们被我们的火力攻得无还手之力。可冲锋起来确实让人刮目相看。我们大队基本上都换装了新式的九六式轻机枪，副射手腾出来可以使用步枪射击。他们集中使用机枪让我们感到窒息。纷飞的子弹让我们都抬不起头。虽然当时已经配发了大量钢盔，我自己当时也戴着。可我手下的三个机枪小组还是被对方全部射杀。他们的动作到70年代后才发现与现代的小组战术十分相似。即使他们的主机枪手死了。旁边的副手马上接过机枪继续射击。而且他们的小组像蛤蟆一样跳跃式前进。士兵们稍微抬头就被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干掉。我冒险拖回一具尸体发现他的头上和身上至少有十一个弹孔。我当时以为那是被对方的机枪扫到形成的。但后来仔细想来，机枪扫出的弹道是不可能分布的那么散落。原来对方的狙击手多到可以十多人同时瞄准我们一个人射击。这种想法是十分可怕的，多亏当时我没有想到，要不真的会影响部队的精神。他们在一开始用迫击炮和掷弹筒对我们进行过偷袭。可见他们是与众不同，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可后来再也没使用过炮火。也许在第一次炮击对射时他们的炮兵就被打垮了。登陆的部队孤立无援，又无法抵抗。我的第3个机枪手被打死后。我抢过机枪，冲着前方冲锋的中国人射击。从他们身后，我察觉出一道不为人察觉的光束。我下意识得低了一下头，结果脑袋就“嗡”的一声不醒人事。我是被后来渡河的其他士兵救醒的。他们告诉我，是我的钢盔救了我一命。子弹打中了我的脑袋，不过只是穿过了头皮。那个救命的钢盔我一直保存着……”
华中特别大队的许多历史资料被多方面的，各种原因的销毁或是扭曲了。但历史的真实性不会因为有人蓄意篡改而失去方向。
冲锋中， 三连战斗减员达到51人。至最后一二连冲到时，日军阵地上已经失去动静。而歇斯底里的三连战士仍然架着机枪将尸体打得满身弹孔。
任江跑得几乎脱力。他躺在遍地死尸的河滩上，大口地呼吸。李大柱过来请示下一步作战命令。
“队长。是否继续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