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过去第九天，学校组织我们全体学生同去大队部，参加村里统一举行的集体追悼会，那时的我，个头矮小，总是站在队伍头一排。大家都胸戴纸白花，表情肃穆凝重。全国的追悼会开始后，大队喇叭响起沉闷的哀乐，在场的每个人都低头默哀，不大一会儿，天空中飘落起细雨，大家心理难受到了极点，泪水和着雨水挂满了所有人的脸颊，出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热爱，我们这帮孩子也随着大人们一起抽泣，因为他是那个年代我们在学校里唯一听得最多最熟的名字。
迄今为止，我还能大段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因为那时村里没有更多的课外书，唯一看到的就是家里和学校到处码放的红宝书。
临近晚上，我们村里的几个小伙伴，相邀去镇上的扎花厂看电视录像，当时的村里人谁也没有见过电视机，唯一传播消息最快的渠道就是村里高高在上的大喇叭。
步行了五里地，好不容易寻到厂子，走进厂里摆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大礼堂，里面挤满了镇子和邻村的好多人，跟逢年过节赶集似的。我们比旁人来的晚了些，只能站在靠后的地方，拨开人墙，透过人缝，瞭望前面并看不太清的电视画面，只是那场景，那氛围，那感觉，是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
1976年，不仅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拐点，也是60后我人生的拐点。在纪念毛泽东主席的日子里，我开始接触半土半洋的英语，当年数学成绩考了6分，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初中。。。。。。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1月8日病逝。
这一年，朱德委员长7月6日辞世。
这一年，唐山大地震7月28日爆发。
这一年，“四人帮”10月6日土崩瓦解。
1976年＝伟人逝世＋唐山大地震
1976年，短暂而漫长。
1976年，让人欢喜让人忧。
1976年，32年前的记忆，儿女们的历史。
1976年，我在沉闷抑郁的氛围里度过了自己12岁的童年。
2。 1981年，高中肄业的日子
高中，是大学的跳板，是生命的绳索。
尽管读过二年高中，却没有拿到毕业证，真是窝囊废一个。
这，罪魁祸首不是别的，就是高考前的预选。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那么五年，时兴来个预选。所谓“预选”，就是在高考前先统考一次，过关者方能参加当年的高考，而刷下者只有卷铺盖走人，1981年高考前的我，就是属于后者。
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三年，也就是1979年，我以三门功课总分270分，又是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镇上的省重点中学——临晋中学，而那年我们村子一共考取了５人，其中４男１女。
入学之后，1米48的我被编入46班，这届共有7个班，学校东头教室4个班，西头教室3个班。高二文理分科时，班级进行调整，解散了一个班，因为物理总是不开窍，尤其是力学部分，我又被分到50班，即唯一的文科班。而高一时的7个班顺理成章被缩减为高二时的6个班。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棒，而作文更是全班宣读的对象。一方面得力于祖辈们流传下的家学，一方面受教于我的父亲是语文老师。升入高二，我有幸荣任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而教授我们语文课的董涣金老师，早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此人文学修养十分了得，不仅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更是省里的模范教师。
后来，我还在《山西日报》上看到过他的名字，那上面刊登的是全国教育系统“金钥匙”奖获得者名单。
少年不识愁滋味。
小小的我，只顾贪玩，四处游荡，不思学习，更无心备考。
预选前的我，基本放弃了。
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当年一些事至今难以忘怀。
有天中午，同班的罗仰贵、刘帮劳和我，没有请假，私自离校，秘密跑到镇上的文庙内，赏唐代古槐，敲千年古钟，高中期间唯一的几张黑白合影照，就是在那时不谙世事浪荡留下的。
还有一次，我们班里几个不老实的同学，相跟着晚上偷跑到校外的电影院，观看当时流行一时的日本影片《追捕》，夜晚赶回镇子北头的学校，谁知两扇铁艺大门早已紧锁，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翻墙跳进去，顺着墙根溜进宿舍，结果弄的满手满身全是土。
英语老师冯祖华，更是在外交部担任过口语翻译，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