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傍晚下衙之后，便带了诸位夫人和侍卫，便装出游。游到京城边上一个地方，却见繁华的都市，到了这里，有些店铺还是关闭的，显得冷冷清清，这就奇了。于是，上前去问一位老年店主。老人回答说：“房价飞涨，店家不堪其负，都交了房，另谋生路去了。”
我又问道：“那店家您怎么还坚守着？”
老人回答说：“我这是房租尚未到期，提前退租房东肯定不会退钱，所以凑合着，等房租到期，也要另谋出路了。”
我听了，的确吃了一惊。我这些年只管军队，地方上之事毫无涉猎，想不到情况如此严重。于是，回来后调阅相关资料，才知道，原来宋代的商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物价也与日俱增，这也包括房价，尤其是如首都汴京等大城市，“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房价高得非一般百姓不敢问津，包括一些官员在内，多数在大城市谋生的百姓只能租房子住。然而，房租“水涨船高”。
在宋代城镇中，平民被称为坊郭户，并以财产为标准分为主户、客户，坊郭主户就是在城里有房产、经济条件好的居民。坊郭客户则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他们是城镇租房子的主要群体。而城镇的房舍大小、多少也是宋代区分坊郭主户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实际上，宋代城镇民间房东的组成就是城镇中有房产出租的坊郭主户，以及有房产出租的权贵官宦人家。
当时有一批在城镇中没有固定职业，专门靠出租房子过活的人，被叫做“掠房钱人”：家里有几间空房子打理打理，租给有需要的人，全家生活就有着落了，一般来说，这是城郭主户中的普通百姓。这种情形不少，在当时自发形成了新的行业叫“庄宅行”，成了那些有房人的新“职业”。小房东的房子少，只是混糊口饭吃。如：北宋名臣欧阳修的报告中提到过，河东路辽州一个小房东，自家开了个饼店，同时也出租房子，“日掠房钱六文”，一个月180 文钱，一年得租金2160 多文。而同时期的苏舜钦在他的文稿中，也提到了民间出租业，他说：“只于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取之，岁入不啻百万”。再看北宋末年，一个权贵官宦，因是太后亲戚，得到赏赐极多，在京城等大城镇有很多房产，仅出租房子一项，“房缗钱日二十千”（《宋史》），一天就是 文钱，一年大概在720 多万钱。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能看出，同样是房东，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
宋代还有一种出租房，房东是官府。宋朝官府向官员、百姓提供公房出租，房租价格也因时、因地随市场波动。如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首都开封的公租房的房租是每月每间170 文钱。18 年后，绍圣二年（1095 年），远离京城的广东惠州，因营房不够，部分士兵进城租公房，每间月租接近300文钱。
那么，此时最繁荣发达的首都，其房租更会大大增加，这跟北宋后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物价上涨紧密关联。《浩然斋雅谈》中记载了一个叫张卿的官员所写的关于房租的诗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这所附带了园林的一般京城住宅，每月的租金为30 贯，即 钱。而据说当时京城地区一个普通人夫（指被雇佣者）的月收入不到3000 文钱，相当于说，当时10 个工人的收入总额才能在京城租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住宅。
从历史角度来看，宋代的租房市场已然比较规范3，也有些好措施。如根据经济形势、自然气候变化、政治需要等，政府常以减免房租作为笼络官吏以及百姓的措施之一。如宣和七年（1125 年），书画家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开封的公房、私房一律减少十分之二的租金。有宋一代，减少房租的政令常有，至于具体落实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
宋金议和后，宋廷认为“边患”消弭，便着力发展内部经济，“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赁金日增”，有钱的富人都竞相投资房产出租，而且租金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当时，在城镇买房，不是普通百姓所敢企及的，相当多的百姓包括官吏还是租房，官府为了减轻居民的租房压力，下令公私租房适当降低租金，这一举措受到房客们叫好，但有些地方官府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常常阳奉阴违。
尽管政府出台了房租打折的措施，很多百姓甚至官员仍感到吃不消，镇江知府甚至因房租高遭遇了一场刺杀：一天，镇江府衙前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身京城衙门差人的打扮，跟府衙警卫说，他是京城太师府里派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