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村无赖嵇泗德。那个嵇泗德，也是一个盗墓的惯犯，“掘冢至十数”，曾因掘墓失败而被官府逮住过，却未知何故，又给放了出来，继续偷偷干着盗墓的勾当。王公衮访得嵇泗德下落，很快就将他抓住，押送到绍兴府治罪。按照《宋刑统》，“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犯下盗掘他人坟墓罪行的人，判加役流刑；如果不但掘墓，还打开棺椁，属于侮辱尸体，罪至绞刑。嵇泗德掘墓开棺，曝人尸骸，显然已经触犯了死罪。然而，不知为何，绍兴府却给嵇泗德判了轻刑：“止从徒断，黥隶他州”，即刺配他州，总之被轻判了。
王公衮得知侮辱母亲遗骸的罪犯才给判了一个挠痒痒一般的刑罚，不胜悲愤。此时，嵇泗德还被关在绍兴府钤辖司的监狱内，尚未释放。王公衮便寻了一个理由，诱使监狱的守卒饮酒，将几个守卒灌醉后，王公衮手执尖刀，进了关押嵇泗德的牢房，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嵇泗德的性命。又斩下嵇泗德的脑袋，用手提着到衙门投案自首。依大宋律法，故意杀人，当判死刑。但在中华法系中，这类“刺杀辱母者”的血亲复仇，一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即便在后世法治国家，王公衮的行为通常也会归入暴力型“私力救济”的范畴，跟一般杀人罪行不太一样。宋朝政府也是将血亲复仇跟一般杀伤罪区别开来，《宋刑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又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据此法意，“刺死辱母者”显然属于“情理可悯”的行为，对这一刑案，地方无权作出终审判决，需奏请大理寺、刑部裁决。因此，绍兴府将王公衮系狱之后，马上呈报朝廷裁判。王公衮的兄长王佐得知弟弟杀人入狱，就想赶紧设法营救。得知我来火器军营，便想将自己的军职交还皇帝，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来换取替弟弟的死罪。
我一听，原来是此等事情。骂道：“将士们日夜操劳，却被一个乡间盗墓贼惹得寝食不安。还有什么公理？”
我安慰王佐认真镇守，其弟王公衮之事交给我来办。王佐见我官居高位，竟然轻易答应为一名下级将领帮忙，高兴不已，立即爬下叩头。我大骂一句：“王佐，男人膝下有黄金，军人只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你再叩头，我便不管这事！”
王佐立即站起来，抱拳说道：“谢殿帅！无论事成与否，王佐必将不忘殿帅允诺之恩！”
我骂道：“事尚未做，不敢言谢！我尽力吧。你认真镇守，静待消息。”
王佐立即抱拳，却什么也不说，转身跑向城门。我带上卫队直接去了一趟大理寺。大理寺卿李光耀听说我来了，慌忙出来迎接。不关我官职大小的事，我与他其实不相隶属。只是因为上次督案，与他有些交情。他叫我请进客房，立即端吃端喝，非常殷勤。我骂道：“李大人，端茶倒水，自有役卒，你如此作为，叫人以为你是李某下属？”
李光耀大笑道：“李帅，大宋官场，我李光耀最佩服的只有李帅一人，便是做你下属，为你端茶倒水，有何不可？”
我骂道：“李大人慎言，隔墙有耳！”
李光耀大笑道：“李帅，隔墙有耳又如何？我李光耀自任大理寺卿以来， 最不受掣肘、办案办的畅快淋漓之日，便是李帅上次督案之时。李帅之胸襟如海如山，不像有些大人，一窍不通却指手画脚......”
我连忙骂道：“李大人，叫你慎言，是为你好，你反倒不知进退了！”
李光耀笑道：“李帅，那就不说。您老无事不登三宝殿，自擢升殿前司都指挥使以来，大理寺再未见您的踪影，今日前来有何见教？”
我笑道：“李大人，见教谈不上。请教却是真有其事。”
李光耀问道：“何时能惊动李帅？”
我笑道：“李大人可听说过绍兴王公衮杀人案？”
李光耀从身后柜里拿出一份文书，笑道：“李帅原来是为王公衮杀人案而来，李帅日理万机，怎么知道这等小事？”
我便把王公衮兄长王佐拦马跪求、愿意面馆救弟之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李光耀问道：“李帅以为此事该当如何？”
我笑道：“李大人不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督案的？？”
李光耀笑道：“以李帅的脾性，一定不会插手断案。”
我笑道：“知我者李大人也，我李逵不仅不会插手大理寺，甚至军队之事，我也是权力下沉，很少越级过问。”
李光耀正色道：“大宋有李帅，人民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