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参与了其役。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是因为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
再说苏轼。徽宗期间，大奸臣蔡京权倾一时，他当上宰相之后继续打击旧党。这个时候东坡居士已经仙逝，蔡京仍不放过，他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309人全都列为奸党，将他们的姓名全都刻在石碑之上以昭示天下。后世称其为“元佑党籍碑”。《苏东坡传》里，这块碑被雷电击毁。蔡京认为是被宋徽宗派人暗地里砸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是不依不饶：“碑可毁，人不可恕”，他对这309人的后代也不肯放过。这时候，高俅伸出了援手，使苏轼的后人渡过难关。史载：高俅“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这个时候高俅已经身居高位了，每逢苏轼后人进京的时候，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后来苏轼的三个儿子虽然没有身居高位，却都不再像东坡先生那样被一贬再贬，颠沛流离了。北宋末年，元佑党人的子弟境遇是非常悲惨的，这些人不许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使在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凌辱和困窘，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苏轼的子孙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得到朝廷高官的庇护，实属不易。
不过，高俅掌管禁军二十余年间，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以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靖康之难”，作为禁军首领的高俅自然难辞其咎。
铁牛说的这是历史史实，是有依据的，不是铁牛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