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宋神宗恢复了旧有的三省制，还规定了三省分班奏事。也就是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分别一班奏事。这样就意味着左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只能参加门下省那一班的奏事，不参加中书省那一班奏事；右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参加中书省那一班奏事，不参加门下省那一班。最后左右相一起出席尚书省那一班的奏事（尚书左右仆射）。由于制度上的优势，右相有了充分的决策权，毕竟中书出令、门下复核、尚书执行，而现在门下复核在前，甚至不知道中书奏了什么事情，等到尚书执行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好反驳的了，这就为神宗横加干预朝堂提供了便利。但这种体制运作复杂，除了神宗这种多年皇帝、且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人可以把控住之外，其他人还没这个能耐。于是元佑之后，权同听政的高太后及其支持者就要求三省同奏事了。这也让中书省的权力大大削弱，门下省和尚书省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提升。宋神宗的改制也差不多就是改了个寂寞。但我们仍然要看到，元丰改制后到北宋末，门下省和中书省始终没有在制度层面上合一，还是两个部门。至于职权上，左右相的真正权力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谁能够占得更多的蛋糕，那就靠个人本事和皇帝信任程度了。
太尉一职自秦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 至宋徽宗时，定为武官官阶的最高一级，但本身并不表示任何职务，一般常用作武官的尊称。秦汉时的太尉一职到了宋朝，其权力也被一分为三：殿前司掌管天下禁军，马军司、步军司分别为皇家侍卫马、步军管理机构。而另一个管军机构枢密院只有调兵权。代表监察的御史大夫被大大削弱，执掌天下财政的三司崛起。
至于地方上，宋朝行政区划为路、州、县三级，但是“路”不属于行政区划，仅仅作为经济区划，类似于我们后世的“华北大区”“东北大区”“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一样，并没有一个最高行政长官，只有一些经济领域的协调人，后期也逐渐有了行政负责人，但是权力没有那么大。北宋“路”的行政长官叫转运使，主要负责下属州县的财税收集转运调拨，相当于省级干部，但是比后来的巡抚、省长的权力要小，是正三品的官员。路的军事长官叫安抚使，相当于后世省军区司令，正省级或者正军级，起初不常设，后来变成常设长官，一般由文官担任。但是边境地区的几个路的长官却是大军区（兵团级）级别的，称作经略安抚使。安抚使和经略安抚使都是路的军事长官，由于是边疆地区，却是大军区（兵团级）级别的，管辖兵马均在五万以上，正三品或者从二品，参照后世的军衔至少是中将。宋江诏安打方腊以后，被授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兵马都总管，楚州安抚使管辖淮南东路，虽然也是正三品，却是省军区司令级别，或者是副兵团级别，管辖万儿八千兵马，可以授予中将或少将军衔。
实际上的行政区划只有州和县两级，和“州”平级的还有“府”（即直辖市、“军”（军事区）、“监”（国有矿区）。北宋设有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四座京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其中东京即为首都汴梁，后三座均为陪都，西京在今河南洛阳，南京在今河南商丘，北京在今河北大名。
北宋的“府”管辖地域和州一个级别，是路（省）的首府既省城，相当于后世的计划单列市，是副省级单位。府的长官称作知府或者府尹，是正四品。但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是直辖市，是正三品或从二品。开封府尹一般都是重要人物担任，比如包青天就担任过开封府尹。宋真宗赵元侃，在当寿王时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太宗赵光义询问寇准太子人选，寇准其实已经猜出太宗心中的人选，寇准回答到：“这个事不是我可以知道的。”不久，寿王赵元侃就被任命为太子。
我们所熟知大名府的知府是梁中书，是蔡太师蔡京的女婿；江州知府蔡九是蔡京的儿子。大名府知府和江州知府和开封府相比就差一个等级了。北宋“府”一级的军事长官叫做兵马总管或者都统制，是副军级或正军级的职务。比如大刀关胜原来是蒲东巡检，当时属于河东路（山西运城）地方军事副长官，临时出任指挥使，领兵一万五千征讨梁山。梁山诏安征讨方腊后，关胜出任大名府正兵马总管，都是正军级的，既没有升也没有降。
北宋的“州”，相当于后世的地级市州，管辖几个县。还有几十个特殊行政单位，比如某地的“盐监”“铁监”“道台”，也和州是一个级别的。州的长官叫知州，副长官叫别驾，还有一个副长官叫通判。知州一般都是正五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