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三道旨意，太牛想说说古代帝王的下旨。我们平民百姓往往觉得皇帝金口玉言，口出为敕，口含天宪。皇帝如果心血来潮，或者想办某一件事，就会喝一声：“传——拟旨！”然后口授一道圣旨，一经拟旨，谁敢有异议就是“抗旨不遵”。假如你相信这是真的，那你就被专家们带进阴沟里了。中国的某些专家啥事能干、啥话能说。事实上，君主的诏书从草拟到生效，通常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我们以宋朝为例，来看看正常情况下“圣旨”的出台流程：所有的圣旨，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布，君主当然有权力直接授意拟旨，但却是宰相机构先将意见写成札子，然后廷臣合议，廷议之后，再进呈皇帝，获认可，再授意草诏。
不管这旨意是来自皇帝本人，还是出自宰相机构，按照宋朝的制度，当它进入草诏的程序，一般都归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元丰改制前为知制诰）起草，并不是说皇帝指定哪一个亲信太监大笔一挥就成。
元丰改制后，中书舍人的职责有二，一为“制词”，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这叫“词头”）起草诏书。但宋代的中书舍人又有一项特权：如果他觉得“词头”不合法度，无论这词头出自皇帝的意思，还是宰相的意思，他都可以拒绝草诏，这叫做“封还词头”，是宋朝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力：“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宋仁宗朝时，蔡襄当知制诰，“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帝遇之益厚”。
中书舍人若“封还词头”，而皇帝又固执地非要下诏不可，那么可以由次舍人草诏，但次舍人同样可以“封还词头”。理论上，只要中书舍人达成“拒不草诏”的一致意见，该诏书便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参知政事王安石欲将自己的亲信、新法的支持者李定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皇帝也同意了。但李定这个人人品很坏，声名很臭，知制诰宋敏求即拒绝起草任命李定的诏书，封还词头，并于三天后辞职；接替他的另外两名知制诰苏颂、李大临，也以“爱惜朝廷之法制”为由，再次封还词头。为让李定顺利通过任命，神宗与王安石免去苏颂与李大临之职，任命听话的人当知制诰，总算将李定弄进中央政府当了御史。
如果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认为词头并无什么失当，或者他懒得多事，便会将诏书起草好，进呈皇帝“御画”（签署画押），“录黄”（抄在黄纸上）。但这不代表诏书就能够顺利地颁发下去，还要经中书舍人“宣行”，这就涉及到宋代中书舍人的另一项职权：“授所宣奉诏旨而行之”。
由于草诏的中书舍人与宣行的中书舍人未必是同一个人（因为中书舍人是轮值的），如果宣行的中书舍人认为诏书不当，他还有权继续拒绝“署敕行下”，即拒绝在录黄上签名，实际上就是驳回诏书。元佑元年（1086）七月二十九日，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就驳回了一道计划“给散青苗钱斛”的录黄：“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如果负责宣行的中书舍人并无异议，便可签名表示通过，这叫做“书行”，再由中书省长官（宰相）署名，发至门下省审核。
负责审核录黄的门下省机构是给事中（元丰改制前为“封驳司”）。给事中如果认为诏书不当，也有权力封驳。宋代给事中封驳诏书的权力也是法定的：“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将录黄驳回去，不予通过。给事中如对录黄没啥意见，便签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审核通过，这叫做“书读”。给事中若未“书读”，门下省长官（宰相）先签名，则为“违制”。显然，中书舍人不“书行”、给事中不“书读”，都对皇帝的圣旨构成了合法的封驳：“凡事合经给事中书读并中书舍人书行者，书毕即备录、录黄过尚书省给札施行。如不可行，即不书而执奏，谓之缴驳。”
一道诏书经过中书舍人“制词”、“书行”与给事中的“书读”等三道关卡之后，如果都没有发现问题，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政令，交给宰相机构的分支——尚书省执行了。
但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作为正式政令的诏书，必须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诏书也无法生效。北宋初乾德二年（964），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就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