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史书的爱好者感到困惑不解。首先，虽然信件的存在被提及，但关键物证——那封来自文及甫的信却未曾出现，因此整个事件被外界普遍视为新党利用权势构陷旧党的政治斗争。其次，牵涉到废黜皇帝这样重大的谋反案，按理不应如此轻率地结案，若真要彻查此案，应当对刘挚任宰相时期的所有旧党官员进行排查，找出可能知情者。然而，其中提到的关键人物蔡硕并未受到调查，他的生死去向至今成谜。最后，此案波及范围之广，却没有皇族或外戚作为替罪羊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一点异常且引人深思。
如果要深入挖掘此案，首要之务无疑是查证高滔滔废黜赵煦后意欲扶立的皇位继承人。根据此前两起关于高滔滔密谋废帝的案件线索，接班人的焦点很可能指向了雍王赵颢，而高家势力亦难逃干系。然而，在新党主导的调查过程中，赵颢与高氏家族却均未被严格审查，这在逻辑上显然有悖常理。
如此重大的谋反案，处理得如此草率，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新党借机对旧党进行政治报复，捏造罪名。章惇和蔡京作为精明老练的政治人物，按理说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若真有这样的疏漏被堂而皇之地记录于史册，那么这个案子恐怕就不会轻易收场，而是会引发更大规模针对旧党的清算行动。
透过史书记载的种种矛盾之处，可以推测此案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从整个案件的发展轨迹及审判环节中的诸多漏洞分析，很可能是宋哲宗赵煦暗中授意推动。首先，揭发此案关键信息的蔡谓及其叔父蔡硕竟然都没有成为审查对象，这一点显得极为异常。要知道，蔡谓正是将此信息告知赵煦的人，而在正常法律程序中，他本应是案件的重要关联人或证据提供者。赵煦下令设立专案审讯，理论上应该要有明确的原告与证人存在，但此案中既没有正式的原告起诉，也没有可靠的证人出庭作证，甚至连最关键的原始书信证据也不翼而飞。
这样的巨大漏洞，绝非邢恕一人能够轻易掩盖，更暗示着此案背后可能有着更高层的策划和操纵。而这其中最为离奇的一点在于，不仅缺失原告、证人，连核心物证都消失了，这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疑云重重。
许多人都将此案归咎于新党的集体阴谋，却忽视了最初推动案件的正是赵煦本人。若无赵煦点头同意，章惇和蔡京怎会有理由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案很可能是赵煦效仿宋神宗利用乌台诗案陷害苏轼的手法，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他敏锐地捕捉到旧党内部文及甫与刘挚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突破口炮制此案，其真正意图是彻底打垮旧党，以便新党独掌朝政，稳固自己的皇位。
在查案过程中，赵煦并不急于查明所谓的谋反案真相，反而默许蔡京不断扩大打击面，但这些打击始终局限在旧党成员范围内，使得赵颢、高家后人等皇族势力得以置身事外。经过一年的持续打压，旧党主要官员大多被逐出朝廷，新党领袖章惇等人完全掌握了政权大权，此时谋反案已达到预期目的，可以宣告终结。由于这个案子本就是子虚乌有，所以赵煦也无需再坚持深究，选择草率收场。因此，整个案件的处理留下了诸多疑点和漏洞，以至于史书上的记载也是破绽百出。
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凭什么断定这场谋反案纯属虚构呢？通过仔细研读史书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要证明这场谋反案的真实性几乎不可能。按照历史记录，在蔡硕声称从邢恕处见到文及甫书信时，邢恕的官职是永州监仓。而根据邢恕的官场履历，他在元佑更化时期因遭旧党报复，才从起居舍人的职位上被贬至此，这就让人对这封引发轩然大波的信件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邢恕的官途颇为曲折，在元佑四年遭受贬谪，先被外放到随州担任知府，接着又辗转汝襄、河阳等地任职，直到后来才成为永州监仓。按照这样的降职流程推断，邢恕在永州监仓任上最早也得是元佑五年下半年，甚至可能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
与此同时，文及甫的命运也在元佑六年末发生转折。彼时，其父文彦博退隐，他也随之被贬为集贤殿修撰，并出知河阳。然而短短数月后，即次年九月，文及甫又被朝廷召回京城，受命担任太仆卿，并暂时代理工部侍郎一职。据此分析，文及甫给邢恕写信的时间窗口很可能落在了元佑七年上半年。
回到那个时间段的历史背景中，宋哲宗赵煦当时已十六岁，尽管他内心对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朝政心存不满，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保持沉默。虽然按年龄和制度来说，赵煦已经具备亲政资格，但许多主张归政的中立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