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都是精明干练的商人。忽必烈对此不解，卢世荣迅速解释道：“规措所就是专门规划管理财政的部门。”老皇帝听后，即刻批准建立。
卢世荣再接再厉，又向忽必烈进言：“天下有才能理财的人士，早年多在阿合马麾下效力，如今这些人却被打入冷宫，岂能因为一人之过而浪费全部人才。臣想从中选拔部分人才重用，却又担心有人指责我启用罪犯。”
忽必烈细思之下认为卢世荣说得颇有道理，便答复：“只要是可用之才，不妨予以任用。”
就这样，过去曾围绕在阿合马身边的一些人脉关系网成员，经卢世荣提议，逐渐得以重新启用，再度活跃于权力舞台。
卢世荣推行的财政革新措施，在实际操作中犹如一团乱麻，许多设想根本无法落实。皇太子真金一针见血地表达了异议：“财富并非天赐，如何能年复一年地榨取利润？只怕这样下去，百姓的血汗都将耗尽在这无底洞里。这不只是祸害民众，卢世荣实际上已成了国家的一大蛀虫！”
曾经力荐卢世荣的桑哥，在得知真金太子这般犀利批判后，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赶忙与卢世荣划清界限，不再与其保持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忽必烈对卢世荣的信任一如既往，坚持着“你办事，我安心”的态度，因而继续他的例行巡游至上都。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朝廷实行的是独特的两都制度：每年春暖花开的三月至秋高气爽的九月，忽必烈常驻上都（即开平），而在其余季节则转回大都处理政务。这一制度借鉴了更早的辽朝皇帝的“五都捺钵”传统，鉴于蒙古与契丹同属游牧文化，蒙古人将契丹的四季捺钵巡幸体系进行了简化，将其转变为专属的“两都制”。后来清朝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体现了类似的皇家迁移办公的体制。
卢世荣出任中书省要职不过短短数日，便倚仗着皇帝的特别信任，胆大妄为，无视丞相的地位，俨然一副中书省的实际操控者模样。若有朝臣与他意见相左，哪怕只是细微分歧，也会被他栽赃为“违抗圣旨”，进而遭到无情杀害。如此高压之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连丞相安童等人也无法忍受这位汉人官员如此专横跋扈，逾越职权。
几个月过去了，卢世荣主导的“经济改革”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弊端重重。安童等人察觉到改革措施实为无稽之谈，深恐将来会对自身带来牵连，于是他们组织御史们起草了一份奏疏，列举卢世荣的累累罪行：
卢世荣以苛捐杂税榨取民脂民膏，使国家积累了深深的民怨，预计未来民间财力将日益枯竭，天下财力也将随之耗尽。细究其言行，早已背离初衷：起初他声称能恢复钞法正常运作，如今却让钞法弊端更加严重；起初他保证物价会自然下降，现今各类物品价格反而更高；当初他说能增加国库收入至三百万锭，且不加重民间负担，而今却强迫各地官员虚报数字以达成目标；他曾扬言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现如今所做的全是扰民伤财之举。如果不早日改变他的政策，等到事情败露，届时即便是剪除了蛀虫，国家的肌体也已病入膏肓。
在上都的忽必烈收到御史大夫转呈的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右丞相安童召集朝廷重臣研讨对卢世荣的弹劾事宜。紧接着，他又派人将卢世荣押解至上都，准备亲自审理此案。
经过一番严密审讯，卢世荣的重大罪行逐一揭露：一是未经丞相安童许可，擅自挪用了二十万锭钞票；二是擅自将六部官阶提升至二品；三是绕过枢密院，擅自调派行省一万两千人前往济州；四是提拔了一批阿合马的余党，为害公义，扰乱民生。
不久，在一次忽必烈与众臣的廷议中，沦为阶下囚的卢世荣“痛哭流涕，一一坦白”，他这样做其实是企图以承认错误的方式替老皇帝忽必烈掩饰一部分过失，毕竟他所犯的第二项和第四项罪行都有忽必烈的默许。一开始，这招还真起到了作用，忽必烈并未立刻下令处决卢世荣，只是将其打入了大牢。
然而，当得知真金太子对卢世荣深恶痛绝，原本推荐卢世荣上台的桑哥也不敢再替他说话，没有勇气站出来救援。
到了年终，忽必烈眼见敛财计划失败，对卢世荣的愤慨之情愈发强烈，于是询问身边的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这些大臣早就厌恶卢世荣的敛财恶行，连忙禀报：“最近新晋中书省的汉官议论纷纷，都说卢世荣已经认罪服法，每一条指控都证据确凿，然而他至今仍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白白耗费粮食。”
这席话点燃了年迈且肥胖的忽必烈的怒火，他当下下令将卢世荣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