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投案，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薛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然而，薛良并没有就此罢休。七月，他再次搜罗到新的“罪证”，并上交了一份新的讼状。在这份讼状中，他声称张寅原名李福达，是崞县左厢都的造反分子，早在弘治二年就参与过造反，被发配充军。后来逃回五台县，投靠在张子名下入籍。而这次，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
薛良的两次举报，每一次都似乎带着些许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他口中的张寅，时而成了张英；那个曾掀起风云的李福达，在他笔下竟变作了李伏答；而那隐居的张子名，也成了张子贵。种种细节的出入，让人不禁怀疑，薛良的消息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否只是道听途说。
尽管薛良的言辞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个犯罪链条却已悄然浮现。那个来自崞县的李福达，在弘治二年曾掀起一场谋反之风，被朝廷发配充军。然而，他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逃回后躲藏在陕西一带，化名李五，暗中传教惑众，最终引发了洛川县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又一次逃脱了朝廷的追捕，改名为张寅，并巧妙地冒入了五台县张子名的户籍，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按照明朝的律法，此案交由山西按察司负责。然而，案情之复杂，牵扯的人物、地点之多，加上调查能力的欠缺，使得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异常缓慢。
五台县的户籍簿上，确实记载着张寅的名字。徐沟县的记录也证实了薛良与张寅之间的仇恨。然而，当验看张寅的身体时，却并未发现那所谓的龙虎形和朱砂字样。陕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困惑，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已病故，无人能够证明张寅与李五之间的关联。
几个关键的证人，也纷纷推翻了之前的言论。魏槐声称，他只是和乡亲们闲聊时提到了李五煽动之事，从未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而戚广更是坚称，张寅身为太原左卫指挥，从未有过聚众叛乱之举。
嘉靖五年二月，山西按察司的初审判决终于落下帷幕，犹如一道惊雷在山西的大地上炸响：薛良，这个曾经信誓旦旦举报张寅的人，竟被判定为诬告陷害。这一结果迅速上报给了巡抚，经过复审，结论与初审一致，毫无悬念。
薛良的命运就此被定格，他将以诬告谋反的罪名，被放逐到口外那片荒凉之地，长城以北的寒风将成为他日后的伴侣。他的生活，将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起案件并未因此画上句号。相反，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原告薛良与被告张寅之间的对垒，已经拉开了大幕。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将在这场悬疑大戏中逐渐揭晓。
与此同时，一干证人也纷纷登场。他们或许曾亲眼目睹过某些关键细节，或许曾听到过某些重要线索。然而，他们并非这场大戏的主角，只是作为背景人物，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几分复杂与扑朔迷离。
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在案头发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信封上并无任何特殊标记，但信中的内容却足以令任何一位官员感到棘手。
信中言辞恳切，透着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信上写道：“张寅乃吾旧识，今遭人诬告，不过因他人嫉其财富，望大人能体恤其情，予以宽宥。”马录为官已有十八载，历经官场的风风雨雨，对于贿赂、求情与威胁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封信的出处却让他不得不格外小心。
原来，这封信的作者乃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武定侯郭勋。郭勋，乃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承袭了先祖武定侯的尊贵爵位。在嘉靖帝即位之初，朝廷发生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事件。那时，以杨廷和为首的文臣群体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而郭勋则果断地站在了皇帝这一边，因此深得皇帝宠信。
马录深知，郭勋的求情并非儿戏，这背后很可能牵扯到复杂的朝廷权力和利益纠葛。他不得不谨慎对待这起案件，以免卷入这场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政治旋涡。
这封信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一起错综复杂的悬疑案件即将展开。马录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踏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旋涡之中，而真相，或许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郭勋的介入，如同暴风雨前的闪电，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原本，张寅在京城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四处结交权贵，竟与那位权势滔天的武定侯郭勋攀上了关系。张寅的长子张大仁，在京中任职，想必与郭勋也常有往来。
五月的一天，张大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知了案件已经定性的消息。他心中惶恐不安，害怕家族即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