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太多。从税赋钱粮的征收核销，到司法刑狱的审判执行，再到官场上的交际应酬和日常穿戴言行，无一不是他需要尽快掌握的技能。
这时，长随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他们或许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但他们深知官场上的种种规矩和门道。他们知道官员应该如何穿戴，如何言行得体；他们了解各个衙门的老爷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长随们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官场的许多秘密和门道都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代代相传。
因此，对于那些刚刚踏入官场，尤其是被外派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来说，长随们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长随们协助自己在陌生的辖区里执行公务，监督政令的实施，控制官府的运行。长随们代表着主子的意志，在衙门间穿梭，展开各种应酬。老百姓和衙门的书吏、差役们往往会尊称他们为“大爷”“二爷”，而官员们则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朋友”。
可以说，长随与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长随们离不开官员的庇护和赏识，而官员们也同样离不开长随们的协助和支持。正是这样的关系，使得长随们在李毓昌案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证言和目击经历，无疑为揭开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在迷雾重重的李毓昌案中，有三个关键人物，他们是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和马连升。这三人不仅是李毓昌生前的得力助手，更是案件发生后的重要报案人。
早在北京时，李毓昌便雇用了自己的老乡，来自山东聊城的马连升作为长随，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乡情纽带。而到了江苏后，他又增雇了两位江苏长洲县的长随——李祥和顾祥。三人中，李祥年纪最大，经验也最为丰富，因此在案件陈述中，他的言辞显得尤为关键。
据李祥回忆，九月底，他们三人跟随李毓昌来到山阳查赈，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一直在乡下忙碌着核查工作。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李毓昌不幸染上了感冒，不得不在善缘庵卧床休息。进入十一月初，他的身体状况似乎愈发糟糕，总是抱怨身体不适，心情也变得异常烦躁。
李祥察觉到主人神情恍惚，坐立不安，便提出要请医生来诊治。然而，李毓昌却坚决拒绝了。十一月初六的晚上，李祥看到李毓昌的言语开始颠倒，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和马连升劝说李毓昌早点休息，并表示愿意在旁伺候。然而，李毓昌却命令他们全部出去，不必伺候。
李祥虽然不放心，但还是在李毓昌的坚持下离开了房间。然而，他始终无法安心，于是在门外徘徊。不久后，他听到房间内传来异样的声响，但当他推门而入时，却发现李毓昌已经吊在房梁上，气绝身亡了。
震惊之余，李祥等人连忙呼救，但可惜已经晚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更无法理解李毓昌为何会突然自杀。在报案时，李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李毓昌是因为有病在身，情绪失常，才在当天夜里赶走了佣人，自己悬梁自尽的。
顾祥和马连升两位长随也为李祥作证，他们表示主人确实是因病自寻短见，并无其他原因。三人一致表示，李毓昌在乡下办完事回城后，精神就出现了问题，总是说身体不好，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十一月初六晚上，他的言语更加颠倒，让人无法理解。
在山阳县的衙门里，知县王伸汉亲自进行了验尸。他仔细听取了李祥等人的证词，深思熟虑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的。对于这个判断，王伸汉并无丝毫怀疑，于是他迅速将案情整理成报告，递给了同城而居的淮安知府王毂。
淮安知府王毂，作为一府之长，对这样的案件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亲自前往现场进行勘验，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李毓昌确实是自杀身亡。
既然案发地的府、县两级官员都一致认定李毓昌是自杀，而且还有他的三个长随作为证人，这起案件似乎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于是，它很快就被当作定案，进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一级级上报到了刑部。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件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寒意却悄然在每个人的心头升起。李毓昌的死，真的只是简单的自杀吗？还是其中隐藏着更深的秘密？这一切，都将成为接下来悬疑重重的调查之旅的起点。
江苏巡抚汪日章上报的关于李毓昌案的题本，被慎重地保留了下来。这份题本详细描绘了李毓昌自缢的场景及整个事件的经过，可谓是此案的第一个版本，为我们揭开了这起悬疑案件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