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