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