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辏г谀戏秸��钠旌畔侣氏婢�偃氤ど场Ｊ奔涫且痪哦�鹉炅�隆�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