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②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④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