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