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