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