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霸气 书库 ｜。。）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