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③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④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⑤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⑥ 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⒄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十、反对本本主义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它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①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