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