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