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