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