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对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