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