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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