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