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⒁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⒂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三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一、二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⒃毛泽东也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⒄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毛泽东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这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认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