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④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⑤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⑥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