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阶层都更在意体面和声誉，他们可以为了一句有伤自尊的话或者一个冷漠轻蔑的眼神拔刀相向，在他们看来，这种“拔刀”不同于街头流氓的混战，而是捍卫名誉的光荣之战。义理本就为“保全面子”而生，为义理而报仇的行为也渐渐被当成义理的一种，即所谓的“道义的义理”，这种义理和福场保洲、津田左右吉等人的“义理说”不谋而合。
农民的义理看起来就温情了许多，他们认为，自然对众生有恩，对这种大到看不见的恩情，自己当然也要以好意相报，即“对社会的日常的好意的回报”，后又包括对社会、村落等集体之恩的回报。受到他人恩惠照顾后，更要加以回报，即“对特定个人的好意的回报”。
二、耻与义理（2）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严格地遵守义理，是因为“交际”的需要。这种“义理交际说”，颇有点中国人“礼尚往来”的意思，尤其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社会风气，它从民俗学观点出发，把义理当作是村民们日常的交际活动，如劳动、宴请等。
和歌森太郎就很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义理就是平日里经常打交道的人惯常进行的某种固定交往，请客吃饭、赠送礼品、相互慰问都可以看作这种交往的表现。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在研究日本山村时，发现大多数日本村民都认为义理重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守约，而那些热心帮助他人的人以及颇讲究礼尚往来的人也被当作义理重之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善意交换说”和“义理交际说”实际上都以“交换”二字为重点，只不过前者交换的对象是情感，后者交换的是物质，且后者中屡屡出现的“宴请、赠礼”不过是前者提出的“善意”的物质表现，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这个角度看，姬冈勤的“善意交换说”似乎和和歌森太郎的“义理交际说”没什么区别。
可在学者眼中，二者的分析对象并不相同，“善意交换说”，强调对他人的好意心怀感恩，善意与善意的往来，本就透着浓浓的人情味；而“义理交际说”中的义理更像是一种传统习俗，在很多时候，根本体现不出一点人情，只是和人情脱离开来的一种礼仪形式。村中之人不管是否出于本心，都要知道并遵循这种形式化的义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不会被其他村民当成“没有世故常识”之人加以排斥。
形式化的义理对人的要求极其严格，它是整个村子的强制性交际守则，是无形的法律。若想不被大家孤立，必须以遵守义理为前提，因此，身为美国人的本尼迪克特才会说：“没有比义理更痛苦的东西了。”
如果单从字面上了解义理，即“正确的道理”，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义理的话，就会很自然地将义理当作某种道德规范。义理中的“义”原出自中国哲学，日本学者守随宪治多年研究认为，中国的孟子最先为“义”下了定义。只是中国哲学是暧昧的，抽象的，孟子的“义”范围宽泛，既有“正义”的含义，又包括“道义”的内容，“义”在进入日本后被具体化成义理，将抽象的“义”条理化，用以解释人际关系的性质。
社会学家有贺喜左卫门据此推断，义理是一种能够规范社会关系的生活规范，它可以作用于上下级关系，也可以左右平等关系，它可以约束个人关系，同时也影响着家庭关系，甚至更多人组成的集团关系。他还认为，人情是私，义理是公，公总是优先于私，因此义理应该优先于人情。
有贺喜左卫门从“义理”原意出发，论定义理是一种“道德规范”，推理得滴水不漏，颇有说服力。但如果只满足于将义理定性为社会道德规范，就无法把握义理的深层含义。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什么事物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义理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义理由“热”变“冷”，逐渐脱离于人情并站在人情对立面，又逐渐由精神层次的“善意”变换成物质层次的“交际”。
时间不断地为义理改头换面，今天的义理不同于昨日的义理，昨天的人却看不见今天的义理，这就注定了学者们只能把握住义理的某个部分，而无法窥探它的全貌。学者们对义理的阐释各不相同，就好比盲人摸象，站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感受，得出的结论自然五花八门，无所谓谁对谁错。最终，为了了解“象”的真实相貌，人们有必要将这些理论整合起来，考察它们的内在联系。
作为分析的对象，义理因历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而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义理既可以作为某种社会事实，又可以是植根于文学艺术之中的某种虚构的观念。在分析义理之时，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