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耻”。从某种角度说，知耻是武士生存的原动力之一，促使他们谨守义理，正是因为对耻的敏感，武士们才发扬“道义的义理”，定不放过侵犯了自身名誉的人。
同时，姬冈勤又肯定了“对名的义理”的存在。“名”的内涵相当广阔，一个重名的人，既会小心呵护自己的名声，又会自觉遵守社会礼法，时刻注意言行举止是否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同时在工作中也必定会格外严厉地要求自己，维护自己在行业内的名声。对那些侮辱了他名誉的人，他虽不可像古代的武士那样刀剑相向，却也绝不会坐视不理，总要通过种种办法挽回声誉。
重名，已然成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在日本为维护人们名声而设定的礼法多如牛毛，日本人似乎对任何事都一丝不苟，与其说他们天生心细如发，不如说他们在极力避免因疏忽而落下的耻辱的印记。当然，对名的重视也让日本人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错误，有时候又不免自高自大，目中无人。
樱井庄太郎不同意姬冈勤的观点，在他看来，义理就好比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波特拉齐人的待客理念，这些淳朴的居民至今仍然把待客多少作为衡量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待客越多，主人就越有面子。当然客人们也都颇识礼数，定会加倍回报热忱的主人，以维护自己的荣誉。樱井庄太郎称其为“契约式的社会意识形态交换”。恩是有上下级之分的社会意识，义理则是立足于公平的社会意识，姬冈勤不应将武士们由恩而发的体面意识和义理混为一谈。
柳田国男更是对“对名的义理”嗤之以鼻，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对名的义理”。柳田国男的反应或许有些夸张，但却是情有可原，越靠近现代，义理的体面意味就越淡，今天的日本人提起义理，脑海里第一个闪现出来的就是“赠予，还礼”，但在井原西鹤生活的年代，“对名的义理”却颇为流行，现在“对名的义理”依然能从一些传统味十足的行业中找到，比如日本的艺伎就认认真真地强调“义理是招牌”。
义理中的体面意味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漠，在和井原西鹤同时代的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这种趋势。今天，体面规范的义理在影响力上已经远远不及还礼规范的义理，而对“义理、名耻”等问题的争论也还会随着义理概念的不断变化继续下去。或许学者们在展开对义理的争论之前，先要在一起商量好研究什么时代的义理。因此，尽管不能将义理和耻割裂开来，但在时代的变迁中，义理和耻间的裂缝却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日本人在说起义理二字时，一时间竟想不到它和耻的联系，当义理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还礼规范时，这样的现象不足为奇。
义理和耻的联系被还礼的规范掩盖起来，但即使将义理片面地看作还礼规范，耻却仍旧对它发生着影响，譬如接受了别人重礼而一直没能报答的人，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而自觉地遵守还礼规范本身，也是出于对耻的敬畏。
人们多以被称为“懂礼”而荣耀，在内心深处将自己想象成识礼之人，重情重义，把还礼的规范融合成自我理想，而在那些不大讲究义理的国家中，日本人多会表现得格外不知所措。
以武士阶层为例，武士们把勇敢无畏当作美德，胆小怯懦便为所有武士不齿。如果一个武士贪生怕死，他就会被认为有损整个武士群体的威名，而被大家孤立排斥，甚至打击报复，所有人都会嘲笑他的软弱，并不觉得嘲笑他有什么不当之处。如果被嘲笑的武士自尊心强，就会主动鞭策自己，向武士集团的标准靠拢，努力克服胆小怯懦，最终成为人人眼里的合格武士。
在这一事例中，群体通过对个人的嘲笑，将个人改造成符合自己期望的个体。在封建时代，武士们被反反复复地教育要爱惜名声，知耻知辱，让他们从小就对嘲笑格外敏感，如此，即使没有外界的硬性条例来约束，他们也会自觉地向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靠拢。
就武士而言，他们已经自觉地将勇敢当作基本品格，胆小怯懦和武士精神格格不入，面对危险心生畏惧却是人的本能，一旦发现自己心底的怯懦，即使没有他人嘲笑，武士也会感觉耻辱。同时，胆小鬼武士的出现又大大超出了武士团体的意料，一个群体的勇猛威名总是来自身处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于是团体中的其他人开始嘲笑这个胆小鬼武士，因为他辜负了众人的期望。
因为长期以来的知耻教育，武士们对嘲笑格外敏感，迫使他们督促自己遵守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耻不仅仅是对违背了社会规范之人的一种惩罚，还有创造社会规范的意义。
《平家物语》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