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是双重结构。
从社会结构的内部情况看，社会心理细化在个人意识中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天皇是一种神圣的存在，日本人民对天皇的信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天皇就像是精神上的骨肉亲人，并被象征性地看成是“神”，进而提升到宗教领域，成为绝对价值的存在实体，永远不可磨灭。二战后，既是神又是政治权力操作对象的天皇，成为一种无力的纯洁的存在。在这个领域的个人意识中，天皇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国民的工具。但在另一个领域中，天皇又被放在了人以外的另一个位置上，从东京审判中从未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由于阶级地位不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对天皇是统治工具并不太感兴趣，他们关心更多的是由于天皇的工具性而遭到了排斥的人性的一面。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没有权力、没有权威的天皇形象一直存在于人们心中。对天皇形象做一个细致的分析，正是无力的个人形象，才让国民对他产生了亲近感。
如果明治以后这样说，一定会被其他人定为“不敬罪”，因为当时的大部分国民似乎没有感觉到天皇事实上是一个“神圣的无力者”，而且当时在国民心中越是被流放或被幽禁的天皇就越受欢迎。这个神圣的无力者是人也是神的矛盾事实，让人们不得不进行自我欺骗。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是以意识化了的虚构形式存在的，但是无论是否被意识化，已经成为试图通过全面从属于日本社会以寻求安全感的人的必然选择。其实，与天皇有关的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必然都是自我欺骗的，可以以大正天皇为例说明这一点。
大正天皇自幼多病，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40岁时又患脑血栓，转为精神病，这是日本国民都知道的事实。大正天皇在病情发作时，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平井启之的叔父曾经是海军军人，曾经亲眼目睹在海军大学毕业典礼上，大正天皇突然把应授予学生的毕业证书当作望远镜，并向四周观望，但是这些疯狂的举止并没有妨碍日本国民对后代“忠君爱国”的教育。
作为神的天皇，与凌驾在社会其他集团的统治阶层的取向态度是相适应的。中央在日本国民的心中是遥远的，但是天皇因为其神性成为人们亲近中央的媒介。人们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以及对皇室的好奇在战后大众传媒的发展之下，也逐渐淡化。国民与天皇的距离逐渐缩短，但是即使在战前，国民与天皇的距离也只是表面上的疏远，心理上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例如，战前人们普遍认为枪支是天皇的私有财产，天皇把枪支借给士兵，是一种私人的借贷关系。正因为对天皇的崇拜转嫁到对兵器的尊敬，形成了兵器崇拜的法西斯主义，国损坏兵就等于损伤了天皇的精神。这种精神信仰的产生也是人们感觉到天皇离自己并不远造成的。如果天皇完全被表面化，成为一种遥远的存在，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可能支配人们的行为。
只有在人格之间紧密结合的封闭集团中，祖先、天皇才能成为肉体上的真实存在。这样看来，生活在集团中的日本国民，一定会将天皇人格化。同时，人们对半从属于相对无力集团的不安定状态，也致使人们希望从属于更强大的集团，进而将天皇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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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1）
日本近代社会中的近代自我的形成，并不是在家庭中，而恰恰是反抗家庭或走出家庭后才成长起来的。日本的家庭不像欧洲家庭那样能够隔绝外部世界的渗透力，而是如同日本的房屋那样，很难有效地防止风雨的入侵，社会舆论和权力的支配会毫无阻挡地对家庭成员产生影响。
前面提到，羞耻感的产生是视情况而定的，不同的情况产生的羞耻感也不同，而导致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也具有多样性。有学者认为，社会和个人的中间集团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是产生不同情况的原因之一。社会和个人的中间集团有多个层次，从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家庭到大一些的地域社会、自发组织等都属于中间集团的范畴。不论是哪个层次的集团，都没有很强的独立性，没有形成独立于上一级集团并与之抗衡的力量。
社会模式中存在一种比较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以相似性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独立而封闭的体系。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社会成员功能分化不明显，再加上社会成员的意识完全受集体意识的支配，社会成员的相似性极高，彼此雷同，相互联结，融为一体。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这种类型的社会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即使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这种社会模式也还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