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若遇到了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上法院去说理”，而是“内决”，尽量不要让外界知道。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生过这样一场纠纷。一对夫妻将邻居告上法庭，起因是自己在外出购物时，自家的孩子在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时，不慎掉到附近的河里淹死了。邻居孩子的父母当时也在现场，没有尽到看护小孩的责任。法院在认真研究了案件后认为，在这场事故中，这对夫妻应为孩子的死亡负主要责任，当然邻居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需要向原告赔偿600万日元的补偿金。判决结果一公布，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纷纷打电话指责原告，认为孩子的死亡是他们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在巨大的压力下，原告只好撤诉。没想到原告撤诉后，舆论的风向突然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人们又将矛头指向了忙着申诉的被告，以致没过多久被告放弃了申诉。
法院的判决就这样成了一纸空文，原先振振有词的原被告双方都安静下来，孩子溺水一事不了了之，双方的矛盾也戏剧化地化解了。这件事却引起了法务省的重视，法律官员们为日本人的法律意识感到忧虑，他们又一次强调了接受审判权利对法制国家的重要性，希望社会各界都能谨慎地对待纠纷。
在西方人眼中，上法院打官司是解决纠纷的正当途径，打官司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日本人却不大接受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日本人对法的信赖程度并不像欧美人那样高，他们一直力图回避对立，甚至会强迫自己相信社会对立是“子虚乌有的事”。用“内决”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化解对立，尚且可以让他们说服自己“不过是场误会，根本没有什么事嘛”，但一旦打起了官司，矛盾对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不得不眼睁睁地直视本不愿意看到的“对立”。
防这种“对立”于未然的方法，将已经发生了的“对立”清除的办法，就是启动一种机制，将所有对立隐藏起来。
在日本，自古以来都没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权力出现，即不存在明显的、能够号令全国的权力集团。在古代日本，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也不会为所欲为地行使权力，丰臣秀吉坐稳天下后没多久，就将人人羡慕的关白职务传给了外甥秀次，自己则躲在幕后当起了太阁；德川家康于1603年被封为征夷大将军，1605年就把这一职务传给了儿子秀忠……那些对国家事务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吏，多不会直接使用实权。在天皇和各级官员的背后，都有谋士和不易察觉的势力在发挥作用。之所以要竭力避免专制权力出现，是因为专制权力会增加诱发社会对立的可能性。日本人也会对权力（利）加以限制，只是他们不像欧美人那样用法来约束权力（利），因为法本身就含有“承认社会对立”的意味。于是日本人用增加中间人的方法，将人们手中的权力（利）分散开来，避免他们集合成强大的力量。
欧美人限制权力（利）以承认社会对立为前提，日本人限制权力（利）则以隐藏社会对立为基础。
抛头露脸代行权力的中间人站在明处，国家的真正实权者又躲于暗处，而如果将制定命令的国家实权者当作明，借他们声望代行权力的中间人就是暗。二者的身份或明或暗，二者的关系若隐若现，恰好为耻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前提。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环境正是耻文化的根植之地。
个人对国家的危害极其有限，但国家对个人的制裁，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个人的一生，将个人置于国家直接的统治之下，个人就像被拔去了刺的刺猬一般脆弱。日本人认为，由中间人构成的中间集团，缓和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避免国家统治硬生生地加在个人身上。但是，事实情况刚好和想象的相反，原本用来缓和国家对个人统治的中间集团，却加剧了国家对个人的影响力。
中间集团在日本势力可观，甚至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的力量没有强大到能够控制住个人的地步，但中间集团的代理权力越大，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的范围就会越广，中间集团有能力将国家的意志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促使其影响个人的生活。
尽管日本人的家庭意识很强，将家里事和家外事分得清清楚楚，并有意识地和家外的人事保持距离，但日本的家却没有足够强大的防卫功能。在中国，如果家族中某个人受到了外人的欺负，该家族中的其他人就会愤愤不平地要求为他讨回公道。在旧社会，家族和家族的争斗时常上演。但是日本的家族则刚好相反，如果家族中有谁引起了外人的不满，让家族感到威信“受损”，家族中人就会和外人一起“###”家族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