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上海租界 (第1/2页)

这段历史不得不说，了解租界历史的朋友可以跳过此章节。 公共租界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管理，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关，类似于租界内的政府，拥有警察和监狱，行使独立管理权。 工部局的九人委员会中，有六个是英国人，两个美国人，剩下一个成员名额给其他欧洲国家。遇大事一般是英国人说了算。 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行政体制截然不同，法租界是由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和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共同管理。 早在1920年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联合租界)共有60多万人，其中外国人不到两万，而英国人则不足5000。 这些来自大英帝国的洋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戴着礼帽，拿着手杖，傲慢至极。 租界内很大一部分巡捕都来自英法殖民地，也就是上海人称的红头阿三(印度锡克人，英殖民地)和安南人(越南人，法殖民地)。 这些人在白人面前低三下四，但对华人却是吆五喝六。看到西方人摇尾，看到中国人狂吠，民族的劣根性可见一斑。 至于租界里几十万的华人，无论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中小商人，职员，码头扛包的，拉黄包车的，佣人等，均被洋人歧视。 他们只有纳税义务，却没有半点权利。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样等级森严的租界里，他们却一直活得很是自在。 租界里的白俄妓女，也对华人开放，这让华人很是兴奋，虽然花钱多一点，但尝到了做人上人的滋味，过去一直高高在上的白人，这回终于被骑在身下。让那逐渐消失的自尊心得以满足。 租界内实行西方的管理制度，享有治外法权，这就给那些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提供了极好的舞台。 由此各国、各省的各色人等和各种势力纷至沓来，你争我夺、各展身手。 新思潮、新时尚层出不穷，使上海迅速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被誉为“十里洋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都市”。 1933年—1941年，约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当时的国民政府无法行使租界管辖权，而日本侵略军尚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犹太人进入上海无需签证、无需担保，无需证明，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地方。 租界相继建立了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和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多个犹太难民营，大多位于公共租界日本区内，难怪日后犹太人的回忆录中，提及最多的是日本人。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遭到中国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 而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彻底露出了獠牙。 当时的法国是欧洲第一列强，号称法国陆军为世界第一强军。 然而，纳粹德国的闪电战很快就迫其屈服，战败投降。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等国宣战。 英美的主要精力在于欧洲，根本没有做好与日本开战的准备，租界内的军力相对日军更是少得可怜。 公共租界的英国驻军装甲车，在数十万日军面前，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因此，租界没有经过抵抗便宣布投降，上海租界从这一刻开始，实质上失去了“自治”。 期间这些地区涌入了近40万中国难民。 没过多久，日军将租界内的外侨关进了集中营，并没收了他们所有财产。租界内的华人与华界一样，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残酷统治。 随着中、美、英等国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抗战的表现得到了同盟国的肯定和支持。 为了争取中国全力对抗日本法西斯，直到1942年10月，英美两国声明将放弃各项在华特权，并很快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归还所有在华租界。 不过，此时的租界实际掌握在日军手中，真正拿回租界还要靠战场定胜负。 英美两国的表态更多是出于法律层面，实质意义并不很大，但这也确定了租界及在华特权的寿终正寝。 租界的外国侨民大部分被关押在上海龙华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获自由。 作为应对，日本很快表示把上海租界归还给汪伪政府。1943年7月底，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分别“交还”给了汪伪政府，成为上海特别市的第一区和第八区。国际社会当然对此不予承认。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整个上海市，并对原租界的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划分，上海租界真正回归了中国。 1946年，中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签订条约，法国放弃所有在华特权，完成了法租界回归的法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