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招娣一家原本到上海是来投奔表姑的，表姑嫁到上海多年，姑父在一家洋行做掌柜，收入颇丰，算是中产阶级，但此人心术不正，势利眼，对父女俩冷嘲热讽。 父亲是个有骨气的，不愿意看人白眼，他本是个账房先生，在公共租界找了份差事，租了一个狭小的院落。勉强度日，也算能安定下来。 父女俩相依为命，苏招弟为了贴补家用，忍受着白眼，去姑父家做了女佣。因为招弟相貌娟秀，被姑父觊觎，表姑蛮横，姑父不敢明目张胆的造次，还算是相安无事。 半年前，父女俩遇到了孤苦无依的樊六，这孩子父母双亡，跟随亲叔叔来上海谋生，可是叔叔不幸被巡捕房抓去做了顶包，顶包的意思就是替死鬼。 叔侄俩举目无亲，更不会有人出头为他们打抱不平，叔叔很快被以通共的罪名枪毙。 因此年少的樊六孤苦无依，房租到期也没钱续缴，衣食无着的小家伙就干起了小偷小摸的勾当。 从前都是街坊邻居，招弟的父亲不忍看着小孩子学坏，自己也盼着有个儿子，于是就将其收为义子，以卖报为生，从此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穷人命苦。前天晚上鬼子展开大搜捕，说是国党情报处特务袭击日军检查站，打死日本宪兵2人，特高科便衣3人，重伤1人。 按照伤者的描述，苏招弟父亲的身材体型与袭击者相似，当晚就被抓进了宪兵队的大牢，现在生死不明。 当晚共抓捕了数百名嫌疑人，宪兵队大牢不够用，特高科和警察局大牢里关满了人。 招弟四处打探父亲的下落，有知情人称：只要花钱就能捞出人来。 于是坚强的小姑娘把家里全部的积蓄3元法币拿出来还是不够，他去向表姑借钱，向姑父哭诉，但表姑和姑父一毛不拔，还怕受到牵连，将其赶出门永不相认。 招弟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有樊六时刻陪伴在她左右。 樊六是个知道感恩的孩子，他没有来钱的手段，只能卖报赚钱，他天不亮就去报馆取了报纸叫卖，有经验的小伙伴劝他：“骂青帮大佬的报纸不能卖，会该打，说不定还会被扔进黄浦江！” 但樊六为了救出干爹，他什么都不顾，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不怕。 也许是冥冥中上天垂怜，让这可怜的一家人遇到了尤龙和秦大柱，现在他们有钱了。 但双方谁都不会想到，苏招弟家逢此大难的始作俑者正是尤龙！ 尤龙他们刚到上海的晚上就杀的人头滚滚，让半个公共租界鸡犬不宁，不少人都因此遭了殃。 很难说这件事情的对与错，只怪这乱世，只怪可恨的侵略者。 “姐，姐，我们有钱了，有钱了！”樊六掉着眼泪冲进院门。 今天苏招弟心神不安，她替人洗衣服赚钱，突然看到弟弟闯进来，急忙起身问道：“小六，报纸都卖完了？”然而看到弟弟挎包里满满的报纸时，她又失望的跌坐下去。 她知道，想打听出父亲的下落至少要20元，想要救出人来还要金条才行，岂是卖报能赚够的呀，她觉得自己很无力，一腔的愤懑无处发泄。 “姐，真的有钱了，你看。”樊六掏出一大把银元和钞票：“你看呀，姐，我没骗你。” 看到这么多钱，招弟眼睛都瞪直了，她第一时间没有喜悦，她担心弟弟又去偷盗了，她害怕极了。如果用了不干净的钱，哪怕是救出了父亲，父亲也不会高兴，她太了解这一点啦。 机灵的樊六一眼就看出了姐姐的所思所想，他擦着汗水忙说道：“放心吧，姐，不是偷的，是两个好心的先生订了一个月的报纸。还有......” 紧接着，樊六语速极快的讲述了这些钱的由来和事情发生的全过程。 招弟长出一口气：“感谢好心人。” “姐，我们快去救干爹吧。” “好，我们一起去。” 法租界里。尤龙买了些茯苓糕，两人边走边吃，主要是为了换零钱。 他带着秦大柱上了电车，游览上海的街景。 找到座位后，打开了报纸。这是一张《申报》。上面头版头条就刊登着大汉奸张啸林勾结日本人迫害救国义士的新闻。 这个时期上海的新闻还是很开放的，租界里的报馆什么都敢登，同样有着大批的爱国记者，他们崇尚的是言论自由，报道真相， 大部分报馆都做到了：“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 这句话正是将《申报》发扬光大的史量才先生的办报思想的核心。 史量才先生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惧怕任何政治势力的胁迫。不接受军阀的津贴。要求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或官方的操纵。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 1934年11月，坚贞不屈、仗义执言、铮铮铁骨的史量才先生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享年54岁。 然而，这位人人敬仰的文弱书生与张啸林这个狗汉奸相比，可谓是两个极端，这个卑劣的黑帮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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