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三分之二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5个元帅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屠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想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
赵刚说完便从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对身外之物考虑得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同样也在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
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赵刚，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
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大喊道：“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
“……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
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便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竟鸦雀无声。
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整整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
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趋势。军宣传处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那几个秀才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闹大。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
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没人告诉我要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