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和薇拉哑口无言，面面相觑……
与此同时，李梅和赵克强坐在人力车夫的黄包车上，在上海的街道上走着。离开俄罗斯的时候，共产国际中国联络部的人给了他一个联络地址。路上，两个人看着一堆堆的瓦砾和燃烧过的残垣断壁，紧抿着嘴唇。路面和铺面整齐的地方，不断地又看见日本军人的巡逻队和汽车横冲直撞，商店的门口挂着小小的太阳旗，成群结队的日本浪人拿着酒壶，肆无忌惮地高唱着日本的国歌《君之代》。
赵克强眼睛里几乎冒火，阴沉着脸。
李梅将赵克强的帽子拉下来，遮住赵克强的眼睛和脸，然后紧紧地抓住赵克强的手，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大麻烦。
黄包车到了霞飞路（今淮海路）175号，李梅和赵克强下车。他们没有急于搬下行李，而是轻轻地敲了几下门。许久，175号的角门上打开了一个小洞门，露出了一双眼睛。
眼睛问：“找谁？”
赵克强说：“我姓赵，是你家主人的亲戚，听说外祖母病了，就赶回来看望她老人家来了。”
小洞门里的眼睛问：“带药了吗？”
赵克强连说：“带了带了。”
角门吱呀一声开了，闪出一张惊喜神秘的面孔：“进来、进来，这下老太太有救了。”
李梅扑哧一声笑了，突然又意识到严肃性，噤住声。赵克强瞪了李梅一眼，低声地：“不像话，家里的老太太病了，你还有心情笑？！”
《魔咒钢琴》十二（1）
一辆载着亚当他们的犹太难民的卡车，越过一道道日军在街道中间堆起的沙包工事，在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门前停下。
沙逊家族是1847年到达上海创业的最早的犹太人，1920年维克多？沙逊接管其家族的产业，在黄浦江边的外滩上建起了沙逊大厦（又称华懋饭店，1956年后改名和平饭店，名字沿用至今）。本来，难民救援机构已经在上海的华德路和朔方路等地方建立了6处难民救济所，犹太人也称之为“家园”。每个家园大约能够收留200—600人，提供一日三餐和拥挤的住处。家园的条件尽管很差，但是由于犹太人后来的大量的涌入，也不够用了。维克多？沙逊作为塞法拉迪犹太社团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就将自己的大厦饭店部分的大堂，作为安置难民的临时住所。反正战争时期，也少有人来旅游和住宿。
临时改成难民营的饭店大堂，排列着一排排的双层的铁架床铺。床铺和床铺之间，仅够一个人侧身走路，床铺的下面是每个人的纸箱和皮箱，不多的几张简易的写字的桌子，摆在一排床铺的顶头。人与人之间，谈不上私人的空间和隐秘。好一点的床铺用布帘隔开，没有布帘的就干脆向整个世界暴露。即便是有布帘的，也只是挡住左右邻居的眼睛，因为从大堂二楼的上面，照样一览无余。而二楼大堂上的床铺密密麻麻，居高临下，如果想偷窥的话，用眼睛的余光，就能够俯瞰一切。
难民们几乎无事可做，一部分人在读犹太人自己办的《上海犹太早报》和《我们的生活》、《斗争》等杂志；一部分从东欧来的犹太人关心着时局，大声地辩论着什么；还有人在乘机修鞋、修收音机、修照相机，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微薄的一点收入；更多的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围着拉比在静静地祈祷……
CFA的人在饭店的大门口给新来的人分发食品，一个白色的铁盘子、一个金属杯、一个汤匙、一床薄薄的小被子和他们将要就寝的床铺的号码……
薇拉显然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在上海火车站她看到一些体面的欧洲犹太人已经坐着另外的汽车走了，她敢肯定他们有更好的住处，没准是干净的公寓。而这个难民营里，安顿的却是下等的犹太穷人，看上去是工匠、裁缝、机械工人和流浪汉衣食无忧的天堂。这些人即使在和平的欧洲世界里，他们也很难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她怎么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和隐私众目睽睽地暴露在他们面前，在污浊的空气里一件一件地脱着自己的衣服，在晃晃悠悠的铁床上迎接那些饥饿的目光呢？
她用手紧了紧自己的大衣领，问CFA的人：“我们可以租到单独房间吗？”
CFA的人头也没抬，说：“当然，女士。假如你有足够的钱。我们难民营是救济那些分文没有、又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美国犹太基金联合发放委员会援助的。时有时无的，最好您能够自食其力。”
薇拉：“先生，您在暗示我懒惰。可我们刚来……”
C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