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出兵伐代，做了两手打算，拓跋鲜卑虽然建立政权定居盛乐，但仍保持游牧习俗，一击不中就有远遁漠北的可能。
所以灭前凉后，前秦一方面大举向代国进兵，中兵主力迅速侵入其疆域，作为后续保障的征召兵通过完备粮道不断蚕食。另一方面，前秦的制度比代国更加优越、完善，即便是在代国国土上进行的战争，后勤能力也是优势一方，源源不断的补充最终转化为兵威向代国施压，迫使其不稳定的内部生出变乱。
拓跋什翼犍十八岁继位为代王那一年（338年），苻坚刚在邺城出生，当时的北方霸主是石虎掌握下的后赵，刚结束人质生涯回国的拓跋什翼犍，迫于压力流露出亲近后赵的想法，一度计划在灅源川定都。
灅源川所在的桑干河下游川地（今河北怀安、阳原一带），再往东就是涿鹿之战后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所在（今张家口），前秦时属于幽州地界，其东南的广宁郡（今宣化）东与上谷郡治所沮阳县（今怀来境内）相邻。
前燕覆灭后，前秦名义上据有关东六州，但前燕留下了不少烂摊子，想要从这里出兵南下伐晋，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士民各种不配合，甚至发生州县皆反、叛附东晋的事。
可是从关东六州出兵伐代，反应就截然不同，因为先秦两汉以来，幽、冀二州一直都是抵御游牧民族的最前沿，胡汉势力犬牙交错，复仇和利益的驱使足以让两地士民举双手赞成。
前秦自王猛主政之后，完善了包括官员选拔、考核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汉军在前秦中兵内的比例也开始增加。但在没有设立护军的远地州县，类似于郡兵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只是定期轮换的徭役，因为前秦对于关东六州做不到如臂使指，这只是相互妥协后的无奈之举。
而这一次伐代，是前秦在攻灭前燕数年来，以对关东六州施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为基础，在河北中原地区，第一次尝试着进行大规模征发汉民为主的胡汉各族。再配合作为主力的幽、冀二州镇兵，号称大军十万，以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统兵从东路攻打代国，深得关东士民之心的冀州刺史苻融则坐镇后方。
在关中，平定据蜀叛乱的张育、杨光之乱后回朝的镇军将军邓羌被任命为西路主帅，统率所部中兵沿黄河北上伐代，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肜、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率部从征。
两年前邓羌率军入蜀，协助镇守成都的杨安平乱时，接替他担任并州刺史镇守朔方的范俱难也接到出兵命令，自后套向东与邓羌在前套以南会合，加上关中各州县征发的军民，对外宣称步、骑二十万。
前秦在伐代之初的战略，是计划从东、西两路多线施压，增加尚在游牧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转变中的代国的反应时间与应对难度，促使因拓跋什翼犍病重而世子之位未定的代国内部生变。然后，由邓羌与苻洛合兵，以两年前被拓跋什翼犍再次击败后逃入塞南并数次请援的铁弗部首领刘卫辰作为向导，伺机决战于盛乐，迫使中枢因内争陷入混乱的代国投降。
前秦伐代的三十万军队，只是纸面上这么一说，实际作战的主力还是其氐族本部和各族胡人占多数的中兵。伐代的东、西各路兵力会合后，用作决战的主力部队在八万人左右，超过半数是从长安开拔的中兵，剩下的就是来自幽、冀、并三州的镇兵。
这些主力之外的，就多是临时征发来的乡勇民壮，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度和军事训练，但水准就参差不齐，并没有随主力部队一同行动，他们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后方粮道，沿途建立兵站，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也就是去家乡邻近的州县服役数月。
在古代，大量丁壮聚集，不论是军役还是劳役，一旦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两汉三国时，丹阳兵赫赫有名，李陵进袭匈奴因援兵不至，面对八万匈奴骑兵围困，竭力死战后被迫投降，五千丹阳兵只剩四百余撤回关内，匈奴人为之丧胆。
东汉末年，关东州郡牧守联合讨伐董卓，董卓焚烧洛阳宫室，挟天子西迁长安，曹操独自引军西进，在荥阳汴水被徐荣击败后，因部曲损失惨重，与夏侯惇等人前往扬州拜托周昕招募丹阳兵，可回途中却因粮饷不济，夜间发生叛乱，曹操也险些被杀死。
诸葛恪为平定丹阳山越，募集丹阳兵数万，当时已经称帝的孙权，忌惮他手中兵权，任命其为丹阳太守时，以重礼封拜。
晋灭吴之战时，吴军主动渡江迎战，时为丹阳太守的沈莹率丹阳兵数次冲击晋军阵列，晋军严整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