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高士廉、韦挺、岑文本撰写《氏族志》初稿完成，将此书呈献给李世民。
李世民亲自审稿《氏族志》，看到高士廉他们将山东士族、黄门侍郎崔民干的博陵崔家及清河崔家、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列为第一等，大为不满，立即将高士廉、韦挺、岑文本召进宫，当面说出自己的四点意见：
“其一，朕跟这五大门阀士族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对他们不存在任何偏见；
其二，山东五大门阀士族和江南的琅琊王家、陈郡谢家，早已经衰微没落，也早就退出了朝堂高位，他们仅仅靠家族的余晖，以‘卖婚’收取巨额彩礼、榨取钱财，德行与才能都很低劣。朕很不理解，这样的家族凭什么得到尊重？
朕听闻魏侍中（魏征）为自己儿子娶太原王家女，光聘礼就要七十万贯。据说博陵崔家的聘礼更高，要一百万贯；朕曾想把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下嫁给房司空（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房遗直却直接拒绝说：我只想娶五姓女，不想当什么驸马都尉。朕甚是恼火，难道朕的公主，还比不上五姓女吗？
其三，朕本想以当朝的品位次序作为标准来分高下，让你们这些为大唐帝国作出贡献的人显贵，你们为何却让崔民干这么个小人物位居一等？
其四，以当朝的品位次序作为标准，再次修撰《氏族志》。”
高士廉、韦挺、岑文本连忙回复道：“诺！”
高士廉退朝后，觉得修撰《氏族志》非常棘手，自己有些力不从心，无从下手，于是急召袁天纲夫妇来高府商议。
袁天纲与高淑行一听阿耶高士廉有要事相商，急忙赶到高府。高士廉便将今日进宫，李世民将《氏族志》的修撰意见复述给他听。
袁天纲听罢，微微一笑，说道：
“泰山大人，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诞生了清河崔家、博陵崔家（清河崔家的分支）、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大唐刚定鼎关中时，为了管理好山东地区，就充分任用山东士族。高祖（李渊）曾诏命颍阳郑家出身的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博陵崔家出身的崔民干为山东道抚慰副使，到山东招抚各郡县。”
高士廉听得连连点头，袁天纲继续娓娓道来：
“虽然大唐建立后，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已经没落，但是衰而不僵。旧士族虽然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但是由于他们‘血统高贵’，在社会上仍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唐的领导核心──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虽然在政治上握有实权，但就社会地位来说，尚不足以与旧士族相抗衡。
自魏晋以来，山东五大门阀世家为了保持士族的血统，严格实行‘内婚制’，也就是‘门第婚’，耻于与庶族通婚。
于是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包括皇室在内，也想通过与四大家族联姻来提高社会地位，圣上将侄女和静郡主下嫁给了河东薛氏的薛元超，即使娶到了皇室女，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仍然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抱憾终身，曾说：‘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房司空（房玄龄）、李英公（李积）、魏侍中（魏征）等庶族出身的名臣也争相与山东五大门阀士族通婚，甚至连隐太子妃郑观音就是出自颍阳郑家。”
说到这，袁天纲一提起“郑观音”的名字，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其女李婉顺！他的思想就开了小差，说话停顿下来。高淑行这时也发现了他的微妙心理变化，向他投入专注的目光。
袁天纲感触到高淑行投来的目光，马上调整思绪，继续说道：
“旧的门阀观念，必然有碍大唐帝国的中央集权，有损皇权的权威树立，同时也阻碍了跟随大唐帝国建立功勋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比如长孙司徒（长孙无忌）、李卫公（李靖）及您高申公（高士廉）等；及庶族出身的地主官僚，比如房司空（房玄龄）、李英公（李积）、魏侍中（魏征）等。因此，圣上修订《氏族志》的初衷，就是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打压这四大家族，巩固大唐王朝的统治。”
“说得精辟！那怎么修订才能让圣上满意？” 高士廉急迫地打断了袁天纲的话。
“再次修订《氏族志》时，应以李姓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其次，把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降为第三等。同时，建议圣上下《禁婚诏》，严令五大门阀士族不得搞‘内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