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做主的要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还真能把给事中换到一个愿意通过的为止。现在大宋的政事堂没有王安石司马光，恰恰有过王安石司马光，现在的政事堂就没那么拗。
吕大防、范纯仁和苏辙三个人面面相觑。
吕大防动了心思想把给事中换掉，范纯仁和苏辙的反对打掉了他的想法。
苏辙是门下侍郎，换掉一两个给事中可以，但明显这事反对的声音不少，他这么强来，他这个门下侍郎就非常难堪。这甚至牵涉到如果和议生变，他会成为主要的担责人，是他想办法强硬通过和议条款。他实在不想给郑雍背锅。
范纯仁是支持苏辙的，元丰改制本意就有平衡政事堂，在政事堂中门下侍郎本就有牵制左右相的意思，苏辙不想强推这事也没错，他内心也不想王马当年的事重现。
范纯仁劝吕大防：“吕相，哪怕现在换掉给事中，调哪个来？要是再有一两次封驳呢？”
吕大防楚然一惊，现在朝堂已经议论纷纷，仓促换一个给事中，要是他也持同一论调，继续找理由杯葛这事，那会是他持政以来一大危机，吕大防的左相并不像王安石司马光那样稳当，旁边的范纯仁资历就不次于他。
苏辙也说：“后日朝会如何办？”
吕大防无言，这事换掉给事中不行了，因为他做不到两天就把事情敲定下来。这么心急火燎干只会把事情捅大，朝会一定会论这事。
朝会很多时候并不是歌功颂德，在很多时候它看似作用不大，但每到大事发生，朝会就极其重要，那才是一个主战场。由其势弱的一方，他最佳选择就是朝会，那里他才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他既然势弱，本就是指政事堂这类更高层的地方他占不到便宜。
这其实就是赵煦的选择，他得不到政事堂的支持，索性把事情传开，他可以去更大的地方找他想要的人。政事堂的人久历风霜，偏于老成持重。朝堂却是年轻中低官员一大堆。
在战和这种事上，选择“和”的人天然就带有一定的原罪，放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战不一定胜利，但选择战的人有一条悲壮的退路，战死沙场以身许国。当你看破生死，战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唯死而已。话说回来，世间看淡生死的又有几人？！
和却不同，随着局势变化，它和投降太难区分，甚至当事人自己都不自知。当尘埃落定，后世以上帝的视角才能判断是和还是降。
在战和这种事上，年轻人天然更倾向于战，越是年轻越是如此。这和性情经历有关，这也和对未来充满希望有关，这甚至和利益也有关。
……
赵煦想着把事情丢到朝堂时，他不过是想找到支持自己的人，他不会想到这事会在朝堂起轩然大波，这就是现在朝会的情形。
郑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这直接导致他在朝堂上狼狈不堪。
在朝会上第一个责难他的人是范子奇，范子奇不是因为和谈本身，而是最后的结果他作为一个和谈副使，竟然不知情。哪怕事先不知情，事后郑雍都没和他说明。
范子奇在朝会上当场辞去和谈副使的职责，政事堂其他相公内心都埋怨郑雍，
范子奇是政事堂调回来从头到尾跟进这事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他。说句不好听的，你背锅都能多找个同僚一起啊。
其实，和谈本身在宋廷是占主流的，哪怕范子奇本人愿意担这个职位，也是想和谈，大家最大的不同是对于利益多寡的取决。
这事发生，事情的走向就脱离大家的预期。想赞同和谈的人发现他们准备的说辞似乎用不上了，这不是说和谈条款应不应该通过，这是和谈究竟有没有具备正当性，西夏使臣那边身份存疑玩闹小伎俩，宋廷这边有些条款和谈副使都不知情。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谈，不是谁和谁个人的事。
国子监祭酒赵挺之的话就很有代表性：“战和国之大事，本就不好抉择，至和谈始，我大宋和谈人员屡经更替，现和议都要定论，和谈大臣竟然不知条约细款，这让人如何不心存疑虑。”
如果说赵挺之这话还是平和，监察御史常安民的话就非常尖锐了：“既然和谈副使范子奇范大人对后续条款不知情，臣请暂时放下这份合约，朝堂遣官员查证合约是由的过程来历。”
郑雍这时候不出来解释不行了，郑雍说道：“范大人关于有几个条款不知情，的确是我和西夏使节团最后商议而来，当时西夏催促急，时间关系，我直接回禀政事堂，并无隐瞒。只是范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