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廷试。
李清臣的题目最终就是大宋试进士的最后题目，这场考试将大宋士子集团的分裂明明白白的撕开。大家听到都是官员之间的互相攻讦倾轧，往往忽视了最大的那个士子底层群体，青衣学子。他们中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中不了进士，也许很快就会步入官场，他们事实上是大多数。
面对这样的考题，所有的考生事实都面临一个选择，你的治政理念。持新党理念的显然欢欣鼓舞，侃侃而谈，持旧党理念则精心构思批判，反驳考题中对元佑政绩的指责。当然，也有交白卷表明立场的人。
大宋朝走到今天这一步，两党已经没多少回旋余地。这可以称得上从头到脚士子的一次分裂。要知道，在试进士的考试，大宋是不废黜人的，不论名次，你最差都是同进士出身。这些人过了今天就都是切切实实大宋朝的官！
政事堂，关于名次的论定又陷入僵局。
不论文章本身优劣，是把倾向新法的往上放还是旧制的往上呢？当科举取士以政治倾向来论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范纯仁这次异常后悔，当倾向决定一个刚入官场的进士的，这等于把治政的理念之争又往下延伸。他很想和稀泥，把新旧两种理念的掺和着放，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也是个昏招，这没解决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拼命掩盖一下而已。
范纯仁为了这事和李清臣在赵煦面前当面争执，他的话这两个人还是听进去，不管如何，把这事扯到整个士子中去，对事情百害而无一利，应该让大家都有机会自己慢慢去分辨。更为重要的是，新法旧制从来就包含了好和不足。
事情的发展是一个忠恕的范纯仁无法左右的。
翰林学士范祖禹为主的考官一系，直接把赞成元佑的文章名字前提，这本来就是他的理念，题目按李清臣的定了，李清臣文名太盛，苏辙也没拦住。那文章好坏我这个翰林学士现在管这个事，总能定。
廷议不再过多赘述，这基本演变成了新旧两党的大对决，双方扯破脸的争论。
赵煦明白他还是捅了个窟窿出来，在整个过程中，赵煦心向新法，但官员都是他的，政事堂的高官要换，中下层官员要调整，却不用大动干戈。赵煦的理想状态是新党官员为主，以新法主政，旧党官员也有一定的势力，形成牵制，也能查漏补缺。但事情一旦起头，都不是他这个官家就能控住。
朝廷这场争论，赵煦必须表面态度，把风向定下来。要不，这场争论旧党赢了，他所有的思路连个起头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一场剧烈的人士变动。
翰林学士范祖禹被罢出知地方，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考评进士本就是翰林学士的职责，不肯附劾范祖禹，也被罢出知地方。其他中书舍人给事中一大批人外出。
大宋朝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张商英为右正言。
赵煦诏章惇入宫觐见，章惇这时候其实已经快到开封，他是来开封为凌霄宫题词写匾的。
这个召见，朝堂所有人都明白赵煦下定决心用新法，章惇是新党中硕果仅存的资历最早的一批成员。还有个吕惠卿，只是他已为新党所不容。
赵煦诏章惇进宫入对，这有点官家挑选臣子的意味，我问问你方略，你的治政和我相符，能力资历足够，启用就是。
范纯仁连章求去，赵煦终究同意，罢右相出知颍川。
……
这是赵煦亲政的第一份进士榜单，这份榜单经过杨畏等新党官员调整以后，凡是对元佑变政进行批驳的都往前提，部分名次靠前进士甚至直接要求朝廷启用当年熙宁新法。
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于，不管榜单本身有没有倾向性，进士的排名明明白白放榜出去，能参加试进士考本来大家差别就不大，没有人会去把整个进士试卷通读一遍，有心人也不过拿前几名看看。排名靠前的进士在同科交流中会占据显着的位置，他们的言论更引入注意，往往会影响更多的人。
政事堂新党的几个人最初不过想找个新法的突破口，首先得大家来论这个法度。但事情的走向让新旧两法更加不容。底线怎么拉低？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出来。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让士子为之一震，新党把它捧上神坛，部分考卷中都有这方面的策论，就当时来说还不算影响特别大，当然取士的人开始有了偏向性。
旧党上台，恢复诗词，取缔相关策论，表面上看旧党赢了，实际不过是把这道裂痕加深，这个学说已经传出去，本身也有其道理。这个做法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