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两党之争会停吗？不会！波澜壮阔的恶斗正在继续。
杨元奇在陈留折腾，朝堂又发生大争端，起因是西夏送过来的国书，关于和议的事。和议还未有西夏的用印，边境就发生大战，当时耶律南仙做了解释，承诺回西夏追责此事。
西夏如何解释这事不重要，战都已经打了，重要的是和议最终西夏用印送了回来，西夏还是要和大宋和解。
现在的朝堂很大部分是新党，和议双方确认，这事要反复很难。廷议吵了一场不说，这场争论引发大宋针对西夏的国策，大西北的战略。
和议成议，现在新党最大的不满在于元佑弃守的四寨，这是当年新党当政，举国之力拿到的西夏领土，元佑旧党上来，转手就弃掉。现在这个和议大家还要遵守，等于那几个寨子就彻底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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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有殿中侍御史上奏元佑时期割让西北西塞给西夏，几个言官和御史附议，要求追究责任。
尚书左仆射章惇要求彻查，当年这场旧事翻上了台面。这事要弄清楚不难，本来就经历过一场廷议，很多官员都参与过争论，现在还有一些官员在朝，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是否追究。
旧党在西夏弃守四寨，是为战略收缩，元丰伐夏让大宋财政几乎崩溃，神宗驾崩，旧党上台的理念就是保境安民，休养生息。这个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司马光当时以这个为理由，希望通过退让取得和议。在旧党看来，西夏需要喘息，大宋一样如此。司马光要废除新法，也需要有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这个决策最大的错误在于轻信了西夏，当时这四个寨子的确是元丰一战最大的收获，在西夏嘴里，那这四寨就意味着是对西夏的领土割让。西夏认为当年李元昊建国，最后取得宋朝册封，那边境就定下来的。至于双方从未停歇的冲突，那就应该限定是冲突。
后续的发展，大宋并没有因为弃守四寨就让战事平息，中间有几年双方的确消停了一段时日。（杨兴武就是这段时间在麟州，整个西北将门那段时间提升很慢也是如此。）
最后梁太后大举兴兵，第一年是全线的侵袭，第二年更是二十万大军入侵环庆路。这两战将双方所有共识彻底打破，也让旧党息兵的说法没了基础，也没省到几个钱，这也是当时政事堂极为尴尬的原因。
整个事情从头到尾理一下，旧党是要承担责任，只是当年政事堂最终决策的人事实都不在朝，已被贬谪。事情理清楚是继续追究，还是推恩稍作斥责就很难界定，追究到什么程度就非常有讲究。
西北战略元佑到现在已有九年，这个责任是政事，哪怕你认为它整个战略理念有问题，现在所有人已经去职，更重要的是改变政策，不是继续抓着这个打压前人。这更有点像对人，不再是对事。
政事堂有两个人就不愿过份追责，一个是李清臣，一个是许将。这件事他们没有多发言，不过认为应该重新厘定西北战略，现在和议文本就在朝廷，大宋和西夏双方确认，以后朝廷怎么办？
知枢密院韩忠彦和签判刘奉世是坚持主张维持现状，西北不做过多投入。
这一点参与争论的新党不会同意，西夏反复不是一两次，西夏缺粮会来宋境打草谷，双方冲突不断，西夏缓过一口气积蓄力量也会南下，妄图拿到更多利益。这份合约能有几年有效谁都不清楚，既然西夏如此，大宋也不必过于在意。西北要加强，该囤积物资就囤积，该练兵就练。
翰林学士曾布认为西夏狼子野心，朝廷开支该倾向于西北，他甚至直接问户部尚书蔡京，能否筹集银两。
章惇，元丰伐夏他就是副相，那也是他的心血。对于边境战事，他本身从来也是持强硬态度，不仅包括西夏，还有北面的辽朝。
章惇直接援引了族兄章楶去年任职环庆路经略使的奏对，必须编练禁军精锐，战事一起，西北各城禁军能前出相互援救。章惇这个建议比章楶更激进在于规模，章楶多少考虑了当时朝堂的现状，朝堂的财政，建议加强几支部队。章惇是认为必须整体提升西北禁军战力。
涉及军事指挥，枢密院是强势的，关乎一国整体战略，枢密院就非常弱势。政事堂的话语权更重，这涉及的还有人事财政等等。
户部尚书蔡京认为，短期费用捉襟见肘，但新法正在路上，财政应该会有改善。
刘奉世当庭就反驳，他本就做过几年户部尚书，现在西北有所缓和，怎么能为了可能，寅吃卯粮。
赵煦明白不能把争论扩大化，治政正在大转向，免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