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邓成月反而更忙了，他总是不停地收到记者的采访要求，常有人请他带路去村里转一转。
刘书金在认了邓成月这个“哥哥”后，邓成月觉得理所应当为他做些事情，如果他被执行死刑，要把他的骨灰带回祖坟。
2016年6月27日，记者跟随邓成月走进了太平县北寺郎固村，这座典型的北方农村，仍然是一副前现代的衰败模样，满是裸砖垒砌的平房，仿佛20年来从未变样。
邓成月来到刘书银家，他是刘书金的堂哥，如今正在村里经营着一个农资站，农资站位于村头的一座破砖房里，非常简陋，邓成月在当年办案时经常去找他。
“你跟刘书会（刘书金的大哥）说说，刘书金这事儿一定要办妥。”邓成月对他说。
“我不跟他说，他不会理我的，他哥早就跟他断绝关系了，跟他说了他也不会管他的。”刘书银断然拒绝道。
他比刘书金大一岁，跟他没有什么来往。
“我们不跟他一起玩儿，他上了一年小学就不上了，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刘书金从小就是一个落单的人，低着头晃在乡间野外，村里人常看见他破坏庄稼，孤僻寡言。
辍学后，他回家割草喂猪，练就了一身力气。如果问乡邻他有什么本事，大家一般都会说他力气大，所以他干来干去都是在窑厂搬砖。
“文革”期间，村里人虽然都吃菜根稀汤，但像他这样的文盲也不多。一方面因为穷，家里7个孩子，只有两亩地，根本吃不饱饭。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不爱读书。
他哥哥刘书会读到了中学毕业，后来在村里当了木匠。
刘书会是家里的顶梁柱，排行老二的他还有个姐姐。
刘书金在14岁时强奸了一个小女孩后，去少管所待了三年，从此就被永远钉在了乡族的耻辱柱上，刘书会对他张嘴就骂，抬手就打。
邓成月总是认为，刘书金缺少爱和温暖，没有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所以后来走上了歧路。他曾经跟地方政法委的领导解释，为什么太平县的凶杀案不绝，因为贫穷愚昧是犯罪的根源。
在性禁忌更加严苛的北方农村，刘书金一直是在压抑的环境中摸索着这羞于启齿的本能，他曾经对邓成月说过：“我在冲动时就是控制不住，如果有人能像你这个哥哥一样给我讲道理，我想我不会走到今天”。
90年代时，北寺郎固村还是乡级建制，后在撤乡并镇中划归十里铺乡管辖。村内刘姓人口占了三分之二。
邓成月带记者来到刘家的老宅，眼前的是一座荒弃的院子，院中的野草和树木已经疯长成了一片小林子。
站在南边的乱砖堆上，透过芜杂的草木隐约可见两间东屋，四间北屋，刘书金和刘书会婚后在北屋挨着住。
如今，刘书会的屋外墙已经粉刷了新料，刘书金的屋子还是他逃走时的模样。父母相继过世后，刘书会为祖屋上了锁，搬离了此处，仿佛要永远把家族的阴影锁在这个院子里。
南边的邻居是一对新婚夫妇，在知道刘书金的事后也搬走了。
邓成月匍匐在村里守候刘书金的时候，曾经找过他的前妻，那个女人有点儿疯癫，她是刘家换亲换来的，没人敢嫁给刘书金。
邓成月问了她很多关于刘书金生活上的细节，怀疑他就是凶手。
刘书金在村里若无其事地过了两年，到1995年10月把最后一个女人奸杀投井后，踏上了亡命之路。
他从太平县坐车到济南，到聊城，又到石门，回到原来干过活儿的获鹿县，因为没有找到活儿干，又来到安阳、邓州，最后在英阳的一个砖厂安顿了下来。
邓成月熟练地向记者介绍着刘书金当年作案的路线，把作案地点一个个指了出来。他的记忆非常精准，对这里的每寸土地都了然于心。
这几天，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叶树声案”重审后，邓成月每天都会接到记者的来电。他在太平县和京城两地做着几个法律顾问的兼职。
看到报道后，张局长把邓成月叫去，让他“不要老对媒体提49岁退下的事情”。
“叶树声再审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王刚担任审判长，合议庭全体成员对案卷进行了背靠背阅卷，此外还在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
此案再审法官等人来到石门西郊实地查看了案发现场、叶树声被抓获的现场、黄桂花生前的租住地和她的上班路线，到叶树声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