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态的？你要喝吗？”
“不。是一种温度极低的液体。在东京，在大学里大概有这种液体。”
“哪怕只少少地有，我们也会搞到。”凯德安慰着说，“我们马上到哈尔滨了，我说一下，一个熟悉的日本人，黄金，大大地喜欢。”
在俄国一侧的岸边，响起了枪声。他们那儿根本不可能听到逃亡者的低语声，只不过是哥萨克向这棵枝节横生的木头射击“报警”。
克列诺夫在哈尔滨的大街上走着。迎面跑来几个卖《俄国言论》杂志的中国人。一个穿着腰部带褶子外衣的大胡子买卖人打开了铺子门。长着连鬃胡子的道路工程师，头裁制服帽，手中拿着一些小锤子，骑一匹高头大马，从街上走过，马蹄铁在铺着鹅卵石的马路上铿锵作响。一个中国人，头上顶着一只很大的篮子。管院子的人用不堪入耳的俄罗斯人的粗话，滔滔不绝地申斥着闯祸的小孩。一位面色疲惫无神、仿佛没有睡醒的太太，拦住克列诺夫，用俄语问他到火车站怎么走，克列诺夫用英文回答说他听不懂。这位太太用惊奇的眼光目送克列诺夫走开去。
克列诺夫看着那些俄文招牌，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在中国。
这就是他所需要去的巷子。一间令人生疑的低级酒馆。
老板已经认识克列诺夫的面貌。这位穿着讲究的先生坐在他的店堂里，已经是第四天了。他在这儿用早点、吃中饭和晚饭，可就是不喝酒。大概是在等待什么人……
克列诺夫坐到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离店门远而靠窗口的那张桌子旁。肮脏的漆布桌面上爬满了苍蝇。
跑过来一个留辫子的中国人，他用餐巾把并不显眼的碎屑从桌子上拂去。可是飞去的苍蝇马上重又飞来叮在桌子上。
克列诺夫准备在这儿长时间等下去。突然，巴科夫走进了酒馆，他虽仍象在彼得堡和原始森林时那样的魁梧，但有点不象从前的巴科夫了，他的脸刮得又滑又光！大胡子没有了！
克列诺夫想跳起来，但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悄悄地，悄悄地，坐着，嚷嚷，很不好。”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了凯德。
巴科夫伸出了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只是到现在，端详着巴科夫没有胡子的脸，克列诺夫才明白，教授的变化有多大。他记忆犹新，十年前在大学里的巴科夫——他是个爱热闹，喜欢和学生开玩笑的人；记得教授不仅从不厌忌学生聚会，而且自己是聚会的常客。学生聚餐时，教授喝酒最多，那些禁歌他也唱得最响亮。一九○五年巴科夫遭到了不幸：他的女儿，一位高等女校学生，没有从奥布霍夫斯基工厂回来，当时那儿很乱……
从那以后，巴科夫思了严重的心脏病；从此他发表亩论和演说变得异常激烈，这些激烈的言论和演说最终导致了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您好，亲爱的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巴科夫呼吸困难地说道，“我现在可就在这地窖里了。没什么，地方挺合适。”
“在什么地窖里？”克列诺夫大吃一惊。
“在酒窖里，小酒馆下面。”
“为什么您需要酒窖？”克列诺夫困惑莫解。
“我和您必须在这儿耽搁一段时间，亲爱的助手。我们要在这儿研究塔伊姆巴的礼物。”
“我的天啊，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赫尔姆斯捷德在等着我们呢！最高级的实验室！最高级的仪器！而您……却说什么酒窖。”
“正是这样，亲爱的。我不相信，我还能用得到那些仪器……”
“您说些什么呀，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我冒昧地对您说吧，您已经度过了最大的难关。”
“我和这个伙计，”巴科夫指了一下个头矮小的凯德说，“仿佛已经去鬼门关遛了一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爬了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把我身体上的这个零件带到霍尔姆斯捷德那儿去。”巴科夫捶了捶自己胸口的左半部。
“心脏病又发作了吗，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
巴科夫点了点头：“我想赶紧一点。我把那块天然黄金给了他。让他替我搞一瓶液态氦和一套凑合能用的、最简单的设备来……要知道我还没有忘记从前巴科夫教授在他的学生伊凡·克列诺夫身上发现了多么出色的实验家的才能……啊？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着手再做一次卡曼林·昂尼斯的超导性实验吧？”
克列诺夫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实验家，而凯德则是一个无价之宝。
短期内，在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