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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北小“遗民”（5）
李敖的父亲除在吉林六中担任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李敖的妈妈此时正在吉林女子师范读书，有可能认识李敖爸爸，只不过李敖爸爸是在高班上课，他妈妈在低班，没有直接授课而已。所以两人的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靠“媒妁之言”。
李敖爸爸当时离婚不久，前妻是一位尹女士，人也很贤惠，可惜不能生育，不但不生男的，连女的也不生，这在传统大家庭里可是“罪莫大焉”，偏偏李敖的奶奶又是个生育能力极强的婆婆，两相对比，更让尹女士抬不起头来。后来李敖的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而死。李敖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姐姐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这位尹女士的。
李敖的妈妈显然适合李家，她好象与婆婆比赛式的，一连串地生孩子，最后在总数上虽然不敌婆婆，但孩子成活率100％，却远非婆婆能比。
2．颠沛流离（1）
生逢乱世，人不如狗。
为了生存，李敖的爸爸带着一家十九口，从东北来到北京，后来又升为太原禁烟局局长，可不久就被捕，原来他一直在做着地下抗战工作。
李敖陪伴着爸爸，阅历大大增加，只不过在太原看到日本的相扑和戏，感觉恶劣极了。
令他感兴趣的是在瓷器上看到很多光着身子的男女，但又不许看。
他盲肠炎开刀，虽然疼痛难忍，却一声不吭。
不过他对爸爸的抗日工作的成绩却很怀疑，因为他太小。
此时的东北正处于黄金时期，土地肥沃，生活富裕。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袤的国土尽陷敌手，“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老百姓饱尝亡国奴的辛酸和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李敖的父亲决心带领全家进行一次大迁徙：从东北迁到北京。
李敖的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很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一是因为远离故土难免恋恋不舍，二是北京好虽好，但对这一家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三是此时李家已是家丁兴旺，老少加起来已达十九人，这样的家庭举家南迁，自然是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之苦。但作为一家之主，眼看着家人在日寇的铁蹄下安全堪忧，生活无着，他必须负责。作出“迁京”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
此时李敖才两岁，当然还体会不到国恨家仇和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但苦难的种子已在他内心生根发芽了。
李敖的父亲虽然曾在北大念书，此时到北京也算故地重游，但处境、心情和十机年前毕竟有根本的不同，东北是根，北京是浮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首要的工作自然是找到工作，解决全家十九个人的饭碗问题。当时李家的人计有：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李敖，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
但北京此时也已是风雨欲来，找工作谈何容易。李敖的父亲四处碰壁，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有理他，胡适对有成就的学生是很乐意帮忙的，但李敖父亲读书不出色，胡适对他没印象，自然就谈不上帮忙了。
找来找去。李敖的父亲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薪水虽然不厚，但有聊胜于无，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
李敖的父亲此时真是辛苦，甚至连车也不坐，每天居然从东城走到西城去上班，只是为了省下车钱供家用。每天下班回来，他都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李敖——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
一天爸爸回来，告诉家人他在皇城附近的柳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隐隐约约预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又要到了。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铁蹄又踏进了北京。
此时李敖全家搬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李家第一反应是继续往南迁，但李敖的父亲为这十九口的大家庭所累，再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了。于是他派李敖的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而他继续留在北京坚持地下抗日活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李敖的父亲就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工作，他当时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于是全家又第二
